如果你曾经去过徽州，肯定会看到一个非常独特的地标——许国牌坊。这座牌坊不仅是徽州的标志，也是全国唯一的八角牌坊。不过，今天御史并不是想为家乡做宣传，而是想借此话题来聊聊明代的内阁大学士。

许国牌坊上清楚地写着少保兼太子太保礼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许国几个字。这个时候，御史不禁要提出一个问题：为什么许国的武英殿大学士这一职位排在礼部尚书之前呢？其实，御史曾经写过一篇关于张廷玉官衔全名的文章。在《明史》编撰完成后，他的署名就很长：经筵日讲官太保兼太子太保保和殿大学士议政大臣兼管吏部尚书翰林院掌院学士世袭三等伯，可见保和殿大学士排在了吏部尚书之前。这种现象背后折射出明代官制和内阁制度的特殊性。接下来，我们可以了解一下明代内阁制度的发展历程。

**一、萌芽期** 洪武十三年，明太祖朱元璋废除了丞相制度，结果他发现自己每天要处理的政务非常繁重，因此意识到一个人要统领天下，不能没有辅佐的大臣。于是，朱元璋设置了四个辅政官。这些辅政官都是些没有政治经验的书生，之前也没有与朝中重臣有太多联系，这让朱元璋感到放心。但很快就发现，这些官员并未能满足他的辅政需求。于是，洪武十五年，朱元璋决定废除四辅官，这也意味着他在辅政形式上进行了一次失败的尝试。

废除了四辅官之后，朱元璋开始选用翰林院的编修、检讨等低级官员，这些人被赋予了翰林院兼平驳诸司文章事的头衔，成为辅政的核心力量。洪武十五年，明朝设立了华盖殿、武英殿、文华殿、文渊阁等大学士，他们的职位都定为正五品，并被统称为殿阁大学士。但当时，这些大学士并没有内阁这一正式称呼。

**二、创立期** 明成祖即位后，对洪武、建文时期的辅政形式做了一些调整，正式创立了内阁制度。他恢复了翰林院的设置，并且继续使用翰林院的官员辅佐政务。此时，内阁辅政已经有了制度化的倾向，办公地点定在文渊阁。最初，内阁并没有设立殿阁大学士，但后来，又开始将殿阁大学士作为阁臣的职位，用来晋升、升职或兼职。

由于文渊阁位于午门之内，所有的入阁人员都需要进入内廷办公，因此内阁这一名称便应运而生。永乐时期，阁臣的品级并不高，有些甚至不足正五品，内阁的权力也非常有限，当时并不能决定所有的政务，只能协商一些事务。然而，内阁的重要性却在不断上升。永乐二十二年，成祖去世时，虽然军中有许多公侯勋贵，但最后还是内阁商议决定了是否公开死亡的消息，显示了内阁在朝廷中的重要地位。

**三、发展期** 内阁的真正发展期出现在洪熙、宣德和正统初年。随着时间推移，内阁逐渐在朝廷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在仁宗即位后，杨士奇被升任为礼部侍郎兼华盖殿大学士，杨荣则是太常卿兼谨身殿大学士，两人都开始在内阁中工作。随着时间的推移，更多的侍郎和尚书进入内阁。值得注意的是，虽然殿阁大学士的数量逐渐增多，但并非所有的殿阁大学士都会成为内阁成员，只有那些被安排到文渊阁工作的才算正式成为内阁成员。此外，阁臣并没有固定的品级，如果加上太子三师或太子三少，就为正一品；而如果加上尚书或侍郎，则为正二品或正三品。

**四、鼎盛期** 在嘉靖、隆庆、万历三朝，内阁的地位达到了全盛时期。这一时期的内阁有三个显著特点。首先，内阁的地位已经超过了六部。早在仁、宣时期，内阁和六部就因权力分配和地位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斗。例如，在弘治四年，丘濬以礼部尚书的身份进入内阁，他和王恕都被加封为太子太保，品级为从一品。根据六部的排序，吏部尚书应当在礼部尚书之上，因此王恕的地位自然高于丘濬。但在一次宴席上，丘濬却被排在了王恕之上，这一事件标志着内阁与六部之间的权力斗争愈演愈烈。 第二，内阁首辅的地位愈加凸显，成为了实质性的权臣。内阁通常由五至七人组成，但必须由一名首辅来主导。这种制度使得首辅的权力非常巨大，尤其是到了嘉靖时期，像严嵩、徐阶、张居正等人，便是典型的权力庞大的内阁首辅。 第三，内阁开始侵夺部权。根据明代的制度，六部尚书是直接向皇帝负责的，而内阁不应当干涉六部的事务。但从嘉靖朝起，内阁通过关白形式开始参与到六部的重大决策中，逐渐形成了对六部的控制。张居正担任首辅期间，实施了考成法，进一步通过六科来控制六部，使内阁的权力超过了六部，形成了实质上的宰相权力。 **五、衰落期** 从万历后期开始，内阁的权力逐渐下滑，进入了衰落期。即便如此，内阁大学士的品级始终维持在正五品，直到万历时期，许国作为礼部尚书加入内阁，但他的地位并不高，甚至未能成为次辅。 整个明代，内阁大学士的权力变化经历了从萌芽到鼎盛、再到衰退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