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中记载：禹之父名鲧，鲧的父亲是帝颛顼，颛顼的父亲是昌意，昌意的父亲是黄帝。大禹是黄帝的玄孙，也是帝颛顼的孙子。按照这个谱系，从颛顼到大禹，至少跨越了帝喾、帝尧、帝舜三代，而帝尧活了118岁，帝舜也活到了百岁，因此从颛顼到大禹之间的时间跨度，应该不小于250年。那么，如何能说大禹是颛顼的孙子呢？对于司马迁的五帝谱系，有学者认为这可能是司马迁为解释历史而构建出来的。他认为黄帝因天命而治天下，德泽深厚，后世帝王必由黄帝之后。这种解释明显带有唯心主义色彩，即认为上天会选贤任能的帝王，而黄帝因德行卓著，所以其子孙都能成为帝王。但是问题在于，司马迁提到的颛顼与大禹的关系，是否也是他根据某些推测所构建的呢？对于这个问题，现代的考古发现提供了新的证据，有可能大禹真的是颛顼的后代。

关于大禹的身世，文献上有诸多记载，但却众说纷纭。最重要的线索之一出现在《左传》中，提供了一件特殊的历史事件，或许能为大禹的起源提供帮助。根据《左传·僖公三十一年》的记载，卫国迁都至帝丘后，卫成公在祭祀祖先卫康叔时，梦见夏后相夺走了祭品。卫成公随后命令祭祀夏后相，但宁武子却认为，鬼神与卫国并无太大关系，不必祭祀他。竹书纪年进一步记载，在夏启的儿子太康时期，后羿发动政变，导致太康失国，并帮助太康的弟弟仲康登上王位，最后后羿自己也称帝。而夏后相则逃亡到同姓诸侯的斟鄩氏。因此，从这些记载中可以看出，卫国的帝丘正是斟鄩氏的都邑。

在本世纪初，河南濮阳市濮阳县的考古工作中，发现了高城遗址，并证实它就是卫都帝丘的遗址。因此，河南濮阳一带曾是斟鄩氏的居住地，也是夏后相逃亡的地方。需要指出的是，该遗址横跨仰韶文化到秦汉时期，后因黄河泛滥而被掩盖。由于夏后相是夏朝初期的帝王，同时当时交通不便，因此大禹与夏都的联系应当非常接近濮阳。此外，濮阳县一带正是夏朝同姓宗族斟鄩氏的发源地，这进一步表明大禹与濮阳的关系密切。

关于颛顼的来源，竹书纪年有记载，颛顼居濮，《左传》也有提到卫，颛顼之墟也，故为帝丘，而卫国的都城帝丘正是高城遗址。因此，颛顼的故乡很可能就位于今天的濮阳一带。学者冯时认为，颛顼的故里可能是距离高城遗址不远的濮阳县西水坡遗址。由此可见，从地理位置来看，颛顼与大禹的关系似乎十分密切。除此之外，史料中还记载了大禹与颛顼后代的关系，也进一步表明大禹与颛顼之间有着紧密的联系。《史记·秦本纪》开篇就提到，秦人是颛顼的后代：秦之先，帝颛顼之苗裔，孙曰女修。女修织，玄鸟陨卵，女修吞之，生子大业。这里提到的大业，便是后来帮助大禹治水的伯益。

另外，战国时期的竹简《清华简》表明，秦人的故土在东部，周朝初期迁徙到了西部，东夷天帝少昊的部族也随之西迁，秦人所使用的历法便叫颛顼历。从这个角度来看，颛顼可能本就是东夷的天帝，而伯益则可能是东夷嬴姓部落的首领。大禹之后，禅位于伯益，后来夏启又驱逐了伯益。夏朝前期还发生过后羿代夏等事件。因此，夏朝早期与东夷部族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这些线索表明，大禹与东夷部族可能有着相同的血统，只是属于不同的分支。比如，大禹可能属于东夷姒姓的支系，而伯益则属于东夷嬴姓的支系。实际上，关于大禹源自东夷的说法，早在古代就有提及。南朝《世说新语》就曾提到大禹生于东夷，文王生于西羌。因此，虽然大禹不一定是颛顼的直系后代，但从诸多线索来看，大禹与颛顼应当属于同族，司马迁所说禹为颛顼之孙也能有一定的道理。

此外，关于这一话题，还有两点值得补充。首先，《大戴礼记·五帝德》记载，颛顼乘龙而至四海。而在濮阳县西水坡遗址中，考古学者发现了四座墓葬的升天图，这些墓葬构成了类似的升天图，其中便有一幅图呈现了骑龙升天的形象。这些发现表明，颛顼可能并非虚构人物，他的故乡很可能就在今天的濮阳一带。其次，关于后半夏的二里头遗址，目前较为普遍的看法是它位于河南郑州的登封王城岗一带，但考虑到大禹与颛顼的关系以及夏后相的踪迹，一些学者认为前半夏遗址可能位于包括濮阳在内的古河济地区。古河济地区水灾频繁，这里的人们有着悠久的治水传统，而水灾的反复发生也可能导致夏朝遗址被泥沙掩埋，难以被发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