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剧《特赦1959》中的战犯，大多数都是以真实姓名出现的。例如，第一批特赦的十名战犯，包括杜聿明、王耀武、曾扩情、郑庭笈、宋希濂、杨伯涛、陈长捷、邱行湘、周振强、卢浚泉等，都没有使用化名。第一批特赦战犯总共是三十三人，其余二十三人来自抚顺等地的战犯管理所，例如最后出现的溥仪，他就是一直待在抚顺的。《特赦1959》的故事主要发生在北京的功德林战犯管理所。剧中几位用化名的战犯，其实可以根据史料推测出他们的历史原型：蔡守元的原型是华中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兼第三兵团中将司令张淦；叶立三的原型是莱芜战役中被俘的七十三军中将军长韩浚；而刘安国的原型则是军统时期晋升为中将的文强，他曾在徐州剿总前进指挥部担任副参谋长、代参谋长，后来在淮海战役中被俘。

这些战犯的历史原型比较容易找，那么，战犯管理所的所长王英光的历史原型是谁呢？我们查阅了相关史料，不仅找到了王英光的原型，还发现了一个有趣的故事：王英光的原型与刘安国的原型，曾一同合作参与了一部著名电影的拍摄。电影中的历史原型成为了顾问，而拍摄出来的情节也非常真实，尤其是为徐远举所写的悼词，令人听后感慨万千，但又让人觉得有些不够全面。刘安国的历史原型文强在回忆中曾深情地说：这个人曾在俄国留学，叫姚伦，现在已经从公安部退休了，他和我曾一起拍过电影，是很好的朋友。文强和姚伦一起拍的电影叫《决战之后》。这部电影改编自邱行湘外甥黄济人的作品《将军决战岂止在战场》，姚伦是电影中唯一的顾问，虽然文强没有署名，但他确实以真名出现在电影中——如果文强参与选演员，他肯定会选一个别人来演自己。

文强在《决战之后》中的戏份相对较多，这也能理解。因为要讲述功德林战犯管理所的事情，他比姚伦更加了解。姚伦已经被调走，沈醉也已经特赦，而文强却在功德林呆了整整二十六年半。他和黄维一起在功德林送走了一批又一批战犯。虽然我们无法知道这些战犯的心情如何复杂，但可以想象，像徐远举这样的人，在经历了漫长的等待后，却未能如愿等待到特赦。他于1973年1月23日凌晨20分去世，如果他再等两年，或许就能和其他二十多个将军级特务一起得到特赦了。徐远举不像周养浩那样狡诈擅长伪装，他在重庆关押期间就已认罪，并且劝说沈醉和周养浩也要如实交代：决不保留，决不扩大缩小，老老实实交代。他并不像电视剧《特赦1959》中表现的那样顽固，在重庆期间，他就是一个主动认罪的典型。从第二批特赦开始，徐远举多次代表待特赦人员发言，沈醉曾认为，第三批特赦名单上必定会有徐远举。

沈醉在回忆录中也替徐远举感到遗憾：在我离开监狱时，我和徐远举握手告别，并叮嘱他好好争取一下，第三批肯定会有他的名字。第一批特赦时代表致辞的是庞镜塘，第二批则有他，依此类推，第二批特赦时，第三批必然有他。然而，徐远举却摇头说：不合辩证法！正如他所说，第三批特赦名单上没有他，之后的四批、五批也没有他，反而是他自己代表其他在押战犯致辞。尽管他送走了一批又一批战犯，却始终没有轮到自己。沈醉回忆道，徐远举不仅认识到自己的罪行，而且十分渴望获得特赦。当1959年特赦战犯的消息在报纸上发布时，徐远举激动地拿着报纸，疯跑去告诉王耀武、康泽、杜聿明，结果康泽太激动，直接晕倒了。等到情绪冷静下来，徐远举提醒杜聿明和沈醉：不能太乐观，报纸上说的是‘一批’，而不是‘全部’。‘一批’有多少人，哪些人被列入，还没有公布，必须等待下文。

徐远举性格复杂，一方面冷静地告诉杜聿明和沈醉特赦是分批进行的，另一方面在得知第一批特赦名单上没有他时，他愤怒至极：我认真学习、努力工作，积极写材料，哪一方面比别人差，为什么不符合特赦标准？如果说认真学习和写材料能抹去过去的罪行，那才不符合辩证法。从第一批特赦名单来看，那些走出功德林的战犯，大多在抗战中立下过赫赫战功，而且几乎没有特务出身——战场上的伤亡是常事，但特务对无辜被捕者实施酷刑甚至大规模屠杀，显然不是几篇材料就能洗清的。沈醉在回忆录中毫不客气地提到了两个同学的罪行，其中就包括徐远举：王陵基在四川几十年间，杀的人数以千计，徐远举也亲手杀了几百人。徐远举一方面积极认罪改造，另一方面又急切地想要出狱，这种矛盾的心态导致了他身心的疲惫，最终因心脑血管问题去世。

徐远举在战犯管理所写了一本《我的罪行实录》，在这本书中，他痛悔自己的罪行：我血染红岩的罪行令人发指，我深感悔恨，即使处以千刀万剐，也难以安慰烈士和死难者的英灵。徐远举完全承认自己的罪行，而文强则始终不肯认错。两人一直在战犯管理所待到1973年1月。那时，徐远举因为缝纫的衣服不合格被要求返工，而新的缝纫组长不待见他，话语也十分刺耳。徐远举愤怒不已，文强试图安抚他，表示愿意帮忙一起做，但徐远举却情绪失控，什么话都不听。他洗了个冷水澡后，暴躁的情绪让他直接倒下，再也没有醒来。徐远举去世后，按照惯例，要举行告别仪式，而告别仪式上必然会有悼词。我们可以合理推测，文强应该是根据记忆默写下了那篇悼词：徐远举的行为，大家都知道，但他的罪恶，从某种意义上说，不仅仅是个人行为，而是一个阶级、一个集团的产物。他的阶级已经被消灭，他的罪行已经向人民交代，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他真诚地认罪、真诚地改造，并且真心朝着新生的道路努力，直到去世。正是因为这一点，值得大家怀念和学习。

徐远举的悼词显然不可能出自宋希濂之手，因为宋希濂早在十多年以前就已经特赦，而文强在当时无疑是最有文化的战犯之一。文强的特赦后，成为了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的文史专员，而王英光的历史原型姚伦邀请他参与电影《决战之后》的拍摄，也是顺理成章的事。然而，电影中的悼词似乎没有完全写出徐远举的罪行，这也让人不禁想问：如果徐远举再多活两三年，在特赦后会选择留下还是离开？像徐远举、周养浩那样手上沾满烈士鲜血的将军级特务，应该如何合理处置，才是最合情合理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