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离苏格拉底》，陈建洪著，浙江人民出版社，2025年4月出版，165页，45.00元

苏格拉底（470—399BCE），雅典公民，他一生热爱智慧，喜欢跟人交谈，晚年却被指控“败坏青年，不信仰城邦所信仰的诸神，而（信仰）其他新精灵”（柏拉图《申辩》24b-c），最后被雅典五百人法庭判处死刑。为什么自诩最热爱自由民主的雅典人，在忍受了几十年之后，还是无法接纳那位德尔斐神谕宣示为最智慧的苏格拉底？如果连最自由民主的城邦都无法接纳最智慧的哲人，那只能说明哲学与政治之间存在着不可调和的冲突。苏格拉底之死成为西方政治思想史上的一个标志性事件，不仅因为他是第一个被处死的哲人，更因为这个事件以最典型的方式展示这种冲突。由于哲学生活与政治生活是最重要的两种生活方式，因此如何理解和应对这种冲突对于理解和应对人应该如何生活这个根本性的人生问题就具有决定性的意义，而理解苏格拉底之死也就成为理解和应对这种冲突的重要切入点。

《苏格拉底之死》（1787）

总体而言，西方古代思想家偏向于从哲学立场反思政治，现代思想家偏向于从政治立场批判哲学（尤其是古典哲学），但陈建洪教授的《远离苏格拉底》独辟蹊径，该书试图表明追求真理的哲学与基于意见的政治都会因其疯狂的爱欲而变得危险并且相互伤害，因此哲学应该具备政治意识才能保持节制，政治应该接纳哲学才能避免傲慢，最终两者才能维持一种张弛有度的“恋爱”关系。《远离苏格拉底》是陈建洪继《思绪现代》（2004年）、《耶路撒冷抑或雅典：施特劳斯四论》（2005年）和《论施特劳斯》（2015年）之后的第四部专著，近年来他又致力于探究中国儒“家”和“亲亲”思想及其当代启示。由此看来，本书既是作者初步完成对西方政治思想作谱系式检视、逐渐转向中西文明比较研究的标志性著作，也是作者以经典解释的方式理解哲学与政治的冲突的一次尝试。

陈建洪著《耶路撒冷抑或雅典》

在《远离苏格拉底》第一章当中，陈建洪从柏拉图《斐多》的戏剧背景出发，结合不同人物性格、故事情节发展和对话主题来理解苏格拉底的形象。他根据监狱的内外之别区分了三种人：代表政治的狱卒（和苏格拉底妻子）、代表哲学的苏格拉底（及其对话者）和沟通政治与哲学的克里同（14-17页）。借助这种文学意象的区分，陈建洪揭示出政治与哲学的某种区别：政治关心身体和意见，哲学关心灵魂和论证（18-19页），两者存在不可逾越的鸿沟，需要居间者进行沟通。确实如此，民众视生与死为至善与至恶，因而将死刑当做对苏格拉底最严厉的惩罚，但苏格拉底却力图证明灵魂不朽，搞哲学就是巴不得赶紧死去，因为身体是灵魂求知的障碍，死亡反而使人从身体的束缚中解放出来，获得真正和纯粹的自由。苏格拉底不仅证明民众意见是错误和不值得关心的，甚至把死刑当做哲学生活的助燃剂，这样就彻底否定了基于身体的尘世生活和基于意见的政治生活的意义。

在《远离苏格拉底》第二章前半部分，陈建洪通过分析阿里斯托芬的《云》的苏格拉底形象来表明哲学的危险性。《云》以滑稽的方式来描述苏格拉底：他在思想所里事无巨细地研究自然，用自然的知识代替了传统神话和宗教的自然解释；他蔑视“朝生暮死”的世人，公开向所有到访的人传授知识，用“歪曲逻辑”来诱惑和教育少年斐狄庇得斯，以至于这位少年成功地赖掉欠款，殴打父亲并诡辩地证明了这种恶行是合理的，最后这位父亲一怒之下烧毁了苏格拉底的“思想所”。《云》对苏格拉底言行的嘲讽无疑构成苏格拉底后来遭到指控的先兆，陈建洪从中发现苏格拉底的双重危险，一方面，苏格拉底不考虑习俗法律地研究科学和逻辑“有可能会引发既有社会秩序和道德观念的解体”（54页），另一方面，苏格拉底“没有隐藏而是教导真理”（59页）会败坏雅典人的生活。

在《远离苏格拉底》第二章后半部分和第三四章，陈建洪主要通过《会饮》的苏格拉底形象来阐明哲学的本质及其影响。哲学就字面意思而言是爱智慧，但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爱和智慧呢？陈建洪指出，跟西方世俗的个体的具有排他性的爱（性爱、友爱、圣爱等）和中国传统具有差序结构的家和社会的“亲”有所不同，苏格拉底那种爱是一种超越性的爱，在好奇心的驱使下渴望获得真正的知识和智慧，即“根据事物的自然本性来认识事物”（147页）。不过，苏格拉底对精灵“爱若斯”的解释恰恰表明哲学存在根本性的问题，哲学缺乏且永远无法拥有知识和智慧（139页），哲学在不断追求中否定、颠覆、推翻习俗（154页）。陈建洪以《会饮》的普通人阿波罗多洛斯和政治家阿尔喀比亚德为例，详细表明不加节制的哲学生活不仅令人疯狂，还会因为鄙视政治生活而伤害城邦。阿波罗多洛斯痴迷于苏格拉底的魅力，只相信“哲学生活是有意义的生活，非哲学的生活则是无意义的生活”（84页），整天疯疯癫癫，总是抱怨和谴责他人的生活俗不可耐、不值得过。阿尔基比亚德曾热烈地爱慕和追求苏格拉底，而苏格拉底竟然对他的美貌和政治雄心无动于衷，因此他倍感失落和受伤，最后远离苏格拉底，赢取民众的爱戴；他越是赞美苏格拉底的哲学魅力就越是批判苏格拉底对政治的蔑视和傲慢，也竭力劝告其他人不要上苏格拉底的当（97页）。

卢浮宫藏苏格拉底头像

总体而言，《远离苏格拉底》激发我们思考的地方主要有两点：如何理解苏格拉底及其哲学，如何理解和应对哲学与政治的冲突。众所周知，阿里斯托芬、色诺芬和柏拉图的著作是我们了解苏格拉底的直接来源，但这三个苏格拉底的形象是非常不同的。阿里斯托芬《云》里面的苏格拉底不顾宗教、习俗和法律地研究和传播自然哲学和逻辑确实是危险，但真正败坏青年的却不是苏格拉底，而是那位溺爱儿子的母亲，以及那位耙耳朵且图谋赖账的父亲。色诺芬《回忆苏格拉底》《会饮》《申辩》里面的苏格拉底非但没有被指控的那些言行，反而是劝告和引导民众信仰诸神、审慎地参与家庭和政治生活。柏拉图《斐多》的苏格拉底在形式（论证）上确实具有蔑视身体和政治的嫌疑，但并没有对政治构成实质性的危险：苏格拉底拒绝越狱并接受死亡就表明他接受和服从城邦法律；苏格拉底临终时始终立足于大地（身体与政治的象征）；苏格拉底吩咐克里同归还阿波罗的一个公鸡，说明他希望别人看到他并没有拒绝传统诸神；苏格拉底式的私密和私人哲学对话不可能让民众信服，也就不可能引发大规模和重大政治动荡。柏拉图《会饮》确实具有宗教革命的危险，即每个发言者都搞违反宗教习俗的同性恋，并试图把爱神抬高到比宙斯更高的地位，但只有苏格拉底拒绝同性恋，并通过转述“第俄提玛的教导”来为自己开脱：为了迎合阿伽通他不得不赞美爱神，如果第俄提玛的教导是危险的那也不是苏格拉底的错。

如果我们留意到柏拉图《斐多》（99d）苏格拉底的“第二次启航”（即从研究自然哲学转向研究善的原因），柏拉图《理想国》苏格拉底的“洞穴比喻”（即上升到自然世界后下降到生活世界），以及西塞罗说“苏格拉底第一个把哲学从天上唤下，并将其安置于城邦之中，甚至还把它导向家舍，又迫使它追问生活、各种习俗以及各种善和恶的事情”（西塞罗：《图斯库路姆论辩集》，顾枝鹰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2022年，205页），那么像施特劳斯（Leo Strauss）和布鲁姆（Allan Bloom）那样区分青年苏格拉底与成熟苏格拉底就显得尤其重要，即青年苏格拉底（代表早期自然哲学家、数理逻辑家和智术师等）才是狂热和危险的，而成熟苏格拉底则已经变得清明和无害。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陈建洪警惕人们要远离的正是青年苏格拉底或者像青年苏格拉底那样的哲人，而不是成熟的苏格拉底，这位成熟的苏格拉底反而是陈建洪所说的那种具有政治意识的苏格拉底。

西塞罗著《图斯库路姆论辩集》

或者，如果我们愿意相信亚里士多德的说法和接受弗拉斯托（Gregory Vlastos）的研究，那么我们甚至会说阿里斯托芬和雅典人的指控子虚乌有。亚里士多德说“苏格拉底致力于伦理学，对整个自然则漠不关心”（《形而上学》987b1-2，苗力田译）。弗拉斯托试图从柏拉图对话录中区分苏格拉底与柏拉图，他认为苏格拉底是谦卑（宣称自己无知）和虔诚的，只是通过盘诘法来探究道德真理的道德哲人，从不研究相论、数学、政治学、形而上学等柏拉图式哲学内容，既不关心世俗的功名利禄，也不追求超越和彼岸的生活，而是在今生今世绽放自己生命的热火（Gregory Vlastos, Socrates: Ironist and Moral Philosopher,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1）。

弗拉斯托著《苏格拉底：反讽者与道德哲学家》

尽管古代哲学家普遍相信苏格拉底式的哲学没有什么危险，但陈建洪却通过援引大量现代哲学家的著作表明苏格拉底式的哲学危险重重，例如霍布斯、黑格尔、卡莱尔、克尔凯郭尔、尼采、舍斯托夫、海德格尔、福柯等人都在不同程度上谴责苏格拉底式的哲学的危险性。不过，站在古今之争的十字路口上，陈建洪并没有完全认同现代哲人的立场，他对苏格拉底的批评始终持一种保留态度。他认为哲学的狂热纵然会损毁政治的根基，却是继诸神之后唯一能够“抑制政治的傲慢”（165页）的药剂，哲学的落幕是哲学自身应有的命运，但完全缺乏对知识和智慧的爱的社会是难以持续和具有文化影响力的，而且仅仅依赖常识的政治同样是危险的。凭借他这种敏锐的政治哲学洞见，我甚至相信陈建洪在最深层次上赞同古典哲人的方案，因为现代哲人在批判苏格拉底狂热的同时却变得更狂热：启蒙主义相信通过数理逻辑科学方法来研究人与自然，借助公开和大规模教育来传播这些真理，通过现实社会改革来实现这些真理，从而在根本上颠覆所有传统习俗和意见，打造出新社会和新公民。这种激进的路线曾经让人产生了没有什么是人类的科学技术无法解决的幻觉，却在两次世界大战中让人品尝到现代虚假的（只为满足人类欲望和傲慢的）科学主义和理性主义所带来的苦果，并引发二战之后广泛流行的价值相对主义和历史虚无主义。

由此我们可以发现，哲学与政治的冲突能否得到解决，首先取决于哲学的自我意识。政治生活在哲学尚未产生之前已经存在，在没有哲学的地方也一直存在，只有当哲学产生之后才引发哲学与政治的冲突。哲学由于坚持“未经检验的生活是不值得过的生活”，势必会动摇不允许检验的政治权威，但哲学必须意识到自己无法获得自足和独立生存，因此哲学必须在政治面前做自我辩护。我们从陈建洪的研究中获得的启示是，狂热的哲学不可能引导或驯服同样狂热的政治，进而不可能引导人们走上更美好和更正义的生活，而且狂热的政治是不可能获得自我意识和自我克制的，因此哲学必须通过“认识自己”和“关心自己”来获得自我意识，意识到它处于渴望超越但又不可能离开尘世和政治的之间位置，才可能自我节制和保持审慎，通过接受政治而被政治接受，从而以化民成俗的方式来引导民众。苏格拉底虽然具有了自我意识和政治意识，但他并未解决哲学与政治的冲突，否则他就不会被处死了。对于柏拉图而言，只有哲人王的出现才能解决这场冲突，但哲人王的出现纯属偶然，不是人力能够为之的，因此柏拉图的方案只是必要条件，并非充分条件，这是由生活的复杂性和历史实践的局限性所决定的，而不能归咎于柏拉图方案的无效性。

陈建洪在《远离苏格拉底》结尾提出了通过中国传统思想（尤其是儒家思想）来理解和应对哲学与政治冲突的可能性。他认为儒家思想在“差序格局”社会结构基础上来理解政治，而不是像西方政治思想那样在“个人与城邦”对立统一的社会结构基础上来理解政治；儒家思想通过立足于大地的“家”和“亲亲”的一步步推演来应对智慧与意见的冲突，而西方思想通过通往彼岸的“超越之爱”回避或者激化这种冲突。现在我们可以看到：西方古典政治哲学与中国古代思想都是两座文明高峰，这两座高峰之间的差距要比山峰（代表古代智慧）与山脚（代表现代思想）的差距要小得多；借助古代思想的视野可以从更深层次上诊断现代生活的弊病，这个弊病集中表现为哲学与政治的狂热与傲慢，或者哲学爱欲与政治爱欲的阙如；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尤其是优秀文化和思想智慧的复兴，也许是一种比西方人回归或恢复古典政治哲学更能应对哲学与政治冲突的方案，毕竟中国传统文化和思想在古代世界比任何其他哲学和思想都产生过更连续、更持久、更广阔和更有效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