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不悔改的日本右翼有多少是当年131万返回日本受到热烈欢迎的战俘后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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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险信号!日本首次出口爱国者导弹：当年28名侵华甲级战犯仅7名死刑8人服刑6-8年就释放131万战俘返回日本受到热烈欢迎

东京审判的公开记录，侵华战争中的日本甲级战犯共有28人。这28名战犯均被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起诉，最终其中25人被判定有罪，7人被判处并执行了绞刑。

在28名甲级战犯中，以下7人因直接参与策划或实施侵华战争中的重大暴行（如南京大屠杀）而被执行死刑：

东条英机：日本首相，发动太平洋战争的主要战犯。

松井石根：南京大屠杀的纵容者。

武藤章：参与南京大屠杀的华中方面军参谋副长。

坂垣征四郎：“九一八事变”组织者。

广田弘毅：提出“广田三原则”的文官首相。

木村兵太郎：制造仰光大屠杀的“缅甸屠夫”。

土肥原贤二：策划“华北自治”的特务头子。

东京审判最初指控的甲级战犯嫌疑犯有110人，但最终仅对28人进行公开审判。审判过程中因法律依据不足、各国立场差异等，量刑存在争议，部分战犯（如石原莞尔）未被起诉。

除了东条英机、松井石根、武藤章、板垣征四郎、广田弘毅、木村兵太郎、土肥原贤二这7名被判处绞刑的甲级战犯外，还有21名甲级战犯被判处了刑罚：

被判处无期徒刑的战犯12人其中8人服刑几年后就释放4人死于监狱

侵华日军总司令官畑俊六：被判终身监禁，服刑6年后被释放。下两图：

大岛浩：驻德大使，被判终身监禁，服刑7年后被释放。

冈敬纯：海军军务局长，被判终身监禁，服刑8年后被释放。

贺屋兴宣：近卫、东条内阁藏相，被判终身监禁，服刑7年后被释放。

木户幸一：裕仁的谋士和替身，被判终身监禁，服刑7年后被释放。

岛田繁太郎：海军大臣，被判终身监禁，服刑7年后被释放。

铃木贞一：总务长官，被判终身监禁，服刑8年后被释放。

日本驻伪满洲国大使南次郎：被判终身监禁，服刑6年后被释放。下图：南次郎

荒木贞夫：两届内阁陆军大臣，被判终身监禁，服刑8年后病死于狱中。

梅津美治郎：关东军总司令，被判终身监禁，服刑1年后病死于狱中。

小矶国昭：日本第41任首相，被判终身监禁，服刑1年后病死于狱中。

白鸟敏夫：驻意大利大使，被判终身监禁，服刑1年后病死于狱中。

被判处有期徒刑的战犯：桥本欣五郎：南京大屠杀执行者，被判终身监禁，服刑7年后被释放。下图：桥本欣五郎和东条英机（光头）

平沼骐一郎、东乡茂德、松冈洋右、永野修身等14名甲级战犯也被列入靖国神社供奉名单。

部分被判无期徒刑的战犯实际服刑时间较短，因美国对日政策的转变而提前获释。

侵华战争后日本战俘及侨民返回日本的具体人数：

日本投降后，滞留中国的日本人（包括战俘和侨民）总数约为320余万人，其中日军官兵约100多万，日侨约220万。至1946年11月，这些人员已基本遣返完毕。

中国国民政府统计的日军投降官兵为131万余人（含战俘）；何应钦将军的记录显示，仅战俘人数即达125万多人。

苏联方面遣返的日本战俘超过50万，但日本政府对此数据存疑。争议较大的“37万”一说仅指苏联遣返的关东军部分人员，并非整体战俘数量。

审判与清算：战后中国国民政府及新中国均对日本战犯进行了审判。国民政府时期审判战犯863人，其中139人被判死刑；1956年新中国特别军事法庭对45名战犯审判，全部认罪。

战后境遇：返日日军士兵常遭社会歧视，部分人因无法承受压力而自杀。

侵华战争后返回日本的战俘及侨民总数约320万。

1945年日本战败后，约320万战俘及侨民被遣返回日本，其回国后的生活状况呈现出复杂的面貌。

这些战俘和侨民抵达日本后，受到了民众的热烈欢迎。据描述，码头、车站和街头巷尾都挤满了欢迎的人群，有身穿白色制服的妇女向他们鞠躬致意，现场人山人海、旗帜飘扬，场面如同庆祝胜利一般。部分战俘甚至以英雄般的姿态游行，显得桀骜不驯。这种欢迎场景与他们在战败初期的忐忑不安形成了鲜明对比。

由于中国国民政府实行了较为宽大的遣返政策，允许日俘日侨携带必要生活用品和一定数额的款项回国（军官500元，士兵200元，一般侨民1000元），这为他们回国后的生活提供了一定的物质基础。然而，这种“英雄般”的待遇也引发了关于历史认知的讨论，有观点认为这反映了当时政策“宽大有余，惩戒不足”的隐患。

与中国对待日俘的宽大政策形成对比的是，苏联和澳大利亚对日本战俘的处理方式截然不同。在苏联的日俘被送往西伯利亚服苦役，约有三分之一因严寒和劳累死亡；澳大利亚则直接处决了部分战俘。这种差异使得中国对日俘的遣返政策在世界战争史中显得较为特殊。

约320万日本战俘及侨民在遣返后，其生活状况因受到热烈欢迎而相对顺利，但这一现象也引发了关于历史记忆与政策后果的长期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