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明朝万历皇帝的定陵由郭沫若和吴晗等考古学者发掘。但由于当时考古技术的落后以及对文物保护措施的忽视，很多珍贵文物遭到严重破坏，损失不可挽回。这次发掘引发了广泛的讨论和批评，最终，周恩来总理下令禁止再进行任何帝王陵墓的发掘。吴晗和郭沫若因此陷入舆论的漩涡，至今仍被历史所指责。

其实，早在1955年，吴晗与郭沫若联合其他四位学者向中央提出，计划通过对明朝皇帝陵墓的发掘，来更好地了解历史。最初，他们的目标并非定陵，而是明成祖朱棣的长陵。然而，这个提案引发了很多争议。部分考古专家认为，尽管中国曾成功发掘过仰韶文化遗址和北京猿人化石等，但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去挖掘帝王陵墓显然是冒险的行为，缺乏足够的保障。

尽管如此，最终郭沫若和吴晗还是得到了批准，并开始进行准备工作。这一准备过程整整持续了一年，到了1956年，考古队来到了位于北京昌平区的长陵。然而，由于这次发掘是首次挖掘帝王陵，考古队几乎是在摸索中进行。即使经过了一年多的努力，队员们依然未能确定陵墓的入口位置，甚至连长陵的墓道口都没能找到。 这种困难让人不禁想起上世纪20年代孙殿英盗掘清东陵的事。当时，孙殿英带领部队围绕清东陵寻找墓道口，经过数月的努力，最后才通过威胁和利诱村民，才找到了墓道的入口。然而，郭沫若和他的团队显然无法采用这种方式。他们决定把目标转向朱棣的儿子，明朝的第二任皇帝朱高炽的献陵。

不过，经过数月的努力，献陵的墓道口依然没有找到。就在考古队几乎要放弃时，他们偶然发现了通往万历皇帝定陵的墓道口。尽管吴晗和郭沫若知道，定陵相比其他皇帝的陵墓，其文物可能并不多，但此时他们已经别无选择，只能继续前行。

进入墓道后，考古队员们首先看到的便是定陵的墓门。最初，他们试图推开墓门，但无论如何都无法打开。经过检查，他们发现墓门背后竟然有一根巨大的石柱顶住了门口。这根柱子被称为“顶门石”，是用来防止盗墓贼入侵的。于是，考古队员们用一根八米长的铁丝将顶门石套住，然后用麻绳固定。经过一番努力，他们终于将墓门推开，足够让一人通过。

进入墓室后，眼前的景象令人震惊。墓室中央摆放着三副棺椁，万历皇帝的棺椁居中，旁边分别是他的皇后和妃子的棺椁。当考古队打开万历皇帝的棺椁时，一阵强烈的金光照射出来，原来那是他头上戴的金丝翼扇冠。令人惊讶的是，皇帝的龙袍依旧色彩鲜艳，仿佛刚刚穿上一样。尽管已经过去了三百多年，龙袍的颜色仍然鲜活，似乎岁月的痕迹未曾留下。

在棺椁中，考古队员们还发现了大量珠宝文物。每副棺椁下面都堆放着金锭和银锭，这些文物无疑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考古队员们紧急排队，开始取出这些珍贵文物。然而，由于当时文物保护意识不足，考古人员甚至没有佩戴手套，直接用手触摸这些宝贵的文物，完全没有意识到这会对文物造成不可逆的损害。

在墓室的周围和配殿中，考古队还发现了几个大型木箱，里面装满了金银器、头冠、腰带、木俑等物品。根据统计，这些文物一共有2648件之多。但遗憾的是，由于陵墓已经封闭了三百多年，当氧气进入墓室时，文物开始迅速氧化。原本色彩鲜艳、工艺精美的陶器和瓷器，也迅速变得黯淡无光，甚至花纹也开始模糊。

最为严重的损失，是万历皇帝的龙袍。原本闪耀着金光的龙袍，在接触空气后迅速变色，褐色的布料像腐朽般，原本的光泽完全消失，甚至布料开始破损。如果当时能够将这些文物立即转移到适宜保存的环境中，也许可以避免这些损坏。根据当时的标准，像龙袍、书籍这样的无机质文物应保存在14到24摄氏度、湿度30到55%的环境中，而陶瓷、金属等有机质文物则应保存在14到20摄氏度、湿度50到60%之间。除此之外，还应避免强光照射。然而，考古队却用强光手电筒照射文物，加速了文物的老化。

最令人痛心的是，文物保护意识的匮乏不仅体现在文物本身。发掘后，甚至连定陵周围的百姓都能随意进出，有些人还把棺椁中的金丝楠木当做柴火砍走。万历皇帝的尸骨也不知所踪。

虽然定陵的发掘揭示了大量文物，但这个过程对文物和陵墓的损害，显然远超其学术价值。很快，郭沫若再次向中央上报，提出申请挖掘武则天的乾陵。然而，定陵的惨痛教训让人们认识到，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根本无法有效保护这些文物。周恩来总理最终驳回了这一申请，并下令以后不允许再主动发掘任何帝王陵墓。

由于定陵发掘造成的巨大损失，吴晗和郭沫若成了历史的牺牲品。每次提到定陵文物的损失，二人都会成为批评的对象，他们的名声也因此永远带上了“耻辱”的印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