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是在隋朝统一后的短短38年间，因发生农民起义、诸侯争霸而逐渐走向分裂。在中央集权和君主专制的探索中，隋朝采用了暴力手段、苛刻的法律和沉重的徭役，加重了百姓的负担，民众的反抗情绪日益高涨。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唐国公李渊代表贵族势力，趁机夺取政权，建立了唐朝。唐太宗李世民深刻总结了隋朝灭亡的历史教训，反思政治管理经验，从而为后世提供了借鉴。但在后来的历史发展中，唐朝的政治也出现了畸形化的现象。

首先，唐太宗在治理国家时，秉承了儒家思想，提倡民本主义理念。他的治国思想集中体现在《贞观政要》一书中，这本书成为后代帝王、朝臣和儒生士人必读的经典。其核心思想就是民为本，食为民本，他倡导的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观点深入人心，强调君主和民众的相互依赖。他还实行了轻徭薄赋、与民休息的政策，并尊孔敬儒，贯穿儒家治国理念。 这一思想在武则天和唐玄宗时期得到了延续，取得了显著的成效，推动了政治清明、社会稳定，经济文化大发展，创造了贞观之治、永惠中兴和开元盛世等辉煌的太平盛世，成为大唐盛世的标志。

其次，唐太宗总结了历史上政治制度和隋朝的经验，确立了君主的权力授权与制约机制，建立了有效的政治体制。为了提高行政效率，唐朝完善了三省六部制度，明确了各机构的权限和职能，采取了授权与制权相结合的方式。中书省作为政策制定机构，门下省负责政策检查和监督，尚书省及六部负责执行决策。决策、执行、监督的权力分工和制约机制，有效地避免了权力过于集中或失控。政事堂作为协调三省工作的机构，进一步减少了三省之间的摩擦，增强了政府的配合度和效率。

再者，唐朝在宰相制度上实行了集权专权的模式。中书令是政事堂或中书门下的最高领导者，拥有对行政事务的绝对掌控权，是宰相中的佼佼者。在皇帝的制约下，中书令掌握军政大权，有效推动国家各项事务的发展。到了唐玄宗时期，中书令几乎独揽大权，并通过职务期限的设定，形成了君权与相权的有效制衡。这一体制大大提高了政府效率，推动了政治、经济和社会的快速发展，并涌现出如狄仁杰、张柬之、姚崇等名宰相，为永徽之治、武周中兴、开元盛世奠定了基础。

然而，李林甫和杨国忠等宰相专权的做法却导致了唐朝政治的腐化，尤其是李林甫，他被认为是唐朝历史上最为奸诈的宰相之一。他推崇法家思想，任职期间长达16年，结党营私、打压异己、擅权乱政。他破坏了唐太宗时代民本思想的根基，推行暴法和苛政，导致民众怨声载道，严重动摇了政权的基础。

第四，唐玄宗时期的改革使得中央与地方的制衡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为了改革兵制，唐朝从府兵制转向了募兵制，然而这一改革也带来了巨大的财政负担。唐玄宗的奢侈生活和无度的赏赐加剧了中央政府的财政危机。 在这种情况下，地方节度使被允许自行筹措军费，进而掌握了更多的军事和财权。中央政府过度依赖节度使来守卫边疆，导致中央军力逐渐薄弱。更为严重的是，李林甫将少数民族任命为节度使，使得如安禄山、哥舒翰等人拥有了强大的军事实力和权力，为后来的安史之乱埋下了隐患。

第五，宦官专权现象也在唐朝政坛盛行。唐太宗时期，高力士等宦官受宠，权力逐渐扩大。他们通过与李林甫、安禄山等人结党营私，进一步强化了宦官在朝廷中的地位。 到了肃宗时期，李辅国、鱼朝恩等宦官掌握了军权、政权和人事任命权。之后，程远振、俱文珍、王守澄等宦官权倾朝野，飞扬跋扈，横行无忌。 这些宦官不仅在思想上排斥儒家治国理念，还运用实用主义和狭隘的法家思想进行干政，给国家带来了巨大灾难。他们拥立了九位皇帝，甚至亲手杀害了宪宗和敬宗两位皇帝。宦官之间的朋党之争进一步加剧了唐朝的腐败，最终导致了唐朝的灭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