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历史研究的魅力，常在于研究者独特的视角。本文作者袁帆先生，身为清华校友，退休后专注于文史，成果斐然。此番，他以其朴实耐看的文笔，引领我们重新审视圣约翰与清华的渊源。文章绕过宏大的叙事，以“体育文化”这一鲜活脉络，将林语堂的校园记忆与马约翰的毕生事业紧密相连，精彩揭示了圣约翰精神如何在清华园里开枝散叶。这既是一段被重新打捞的校史，也是一位跨界学人以全新视角对教育传统进行的温情解读。对于今日思考何为健全的教育，此文无疑提供了一个坚实而动人的历史注脚。

文/袁 帆

圣约翰（左）与清华园（右）

在中国近现代教育史上，地处南北的圣约翰大学和清华大学无疑都是著名的高等学府。从建校时间看，虽然清华晚于圣约翰30余年，但仍然可以从各自的历史轨迹中发现相互间深层次的文化交集与影响。

一、由林语堂的回忆看圣约翰的体育文化

中国现代著名学者林语堂（1895-1976）青年时期留下的深刻印象，在其《八十自述》中多有表述。他在圣约翰求学经历中这样写道：“我大二那年，圣约翰大学添了一块开发完善的私产，与校园毗连，有参天的乔木和美丽的草地。我在优美的环境里度过愉快的时光。如果说圣约翰大学给了我什么，那就是健康的肺叶，我若进公立学校，绝不会有此成果。”

被苏州河包围的圣约翰校园（1935年鸟瞰图）

圣约翰大学起源于1879年由美国基督教圣公会开办的“圣约翰书院”，经过早期的二十余年不断扩大演变，于1905年正式成为“圣约翰大学”（St.John's University）。1912年，福建青年林语堂来到上海，成为圣约翰大学神学系的学生，由此开启他的精彩人生。在他入校的时候，圣约翰大学已经在那块被苏州河三面环绕的半岛上生根，无论从校园规模，还是教学系统的完备性，都已经达到一定水平。

林语堂可以在建于1895年的“怀施堂”上课，在1904年建成的“思颜堂”生活，更是因为有了藏书颇丰的“罗氏图书馆”，他才能在四年求学期间读了5千余册书籍，奠定坚实的学识基础。在这些收获之外，他更是获得了“健康的肺叶”。而这一项收获的取得，除了不可缺少的“优美环境”，圣约翰的体育文化才是根本的原因。

对此，林语堂如是说：“我学打网球，参加足球校队，还是划船队队长哩。我要一个夏威夷青年肯尼斯教我打篮球，他教我用上切或下切的方法来投篮。最重要的是，我写下一英里赛跑的全校记录，又参加远东运动会，只是没有得胜的希望罢了。校方认为，这个经验对我有好处。”

给林语堂留下终身难忘的这些记忆，也是当年圣约翰生活的真实写照，只不过他在校期间，圣约翰的体育发展已经走过了初创期。林语堂虽然没有明说，但或许他当时就已经深刻意识到，正是因为有前人的经年积累，他才有可能享受到来之不易的体育黄金期，并成为在圣约翰历史上品学兼优的著名学子。

青年林语堂

在简略回顾圣约翰的体育发展的轨迹之后，相信读者也会认同我们“代替”林语堂得出的感悟。

根据圣约翰校史记载，建校初期，校园很小，校舍简陋，起初学生只有39人。按照现代教育标准，那时的圣约翰充其量就是一所只相当于中学水平的书院，

19世纪末期中国尚处于满清王朝的封建社会环境中，运动风气未开，学生不愿脱去长袍竞走。这个阶段，圣约翰校方只能规定时间，采取强迫方式，但可供参与的运动项目极少，“到了1883年（光绪九年），学生达到81人，学校开始重视体育方面的投入，略购体育用具，购得假枪50枝为“兵操”之用。”（《圣约翰五十年》）

然而，除了兵操外几乎没有户外项目可做，再就是因为没有专职教师，所谓体育就只能用游戏代替。学生比较喜欢玩儿的“捉人”，是从“博习书院”（东吴大学前身）传来的一种集体游戏，学生分为两队，各设一大本营，互相堵截。游戏注重的是脚步之敏捷，对学生的赛跑能力多少有所帮助。

圣约翰大学校徽

改变从1896年开始，圣约翰决定按照“大学”模式运作，第一届学生共159人，其中：文科8人、医科4人、神科5人，预科142人。学校同时也在文化建设方面迈出重要一步，制定了包含中英文的组合“校训”，英文“光与真理”（Light & truth），中文“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源自：《论语》），并确定了包含校训的校徽模样，取蓝黑色。

经过1900年“庚子之乱”后，学校得以继续发展。在兵操方面，聘请了一位弗吉尼亚军校毕业生“柏君”任教。同期，随着西方体育运动理念和各种体育项目进入中国，为满足圣约翰学生不断提高的运动意识与要求，学校在梵王渡渡口附近租借一块场地做运动场地。虽然地盘略显狭小，但赛跑、跳高、网球、足球等运动项目却能开始普及起来。直到1907年，毕业同学捐银1万元，购得与校园隔河相对的苏州河东岸土地84亩（14英亩）作为运动场，学生终于拥有了固定的田径和足球场，对体育发展大为有利。

在这一时期，圣约翰的学校声誉渐强，报考人数渐多，1902年学生达到230人，学生来源也从江浙两省扩大为沿海地区，甚至还有来自檀香山的华侨，正是他们为圣约翰带来了运动活力，“爱好运动，相习成风矣”。林语堂回忆中那个曾经教他打篮球的夏威夷青年很可能就是一位华侨学生。

圣约翰大学体育馆（建成于1919年）

随着体育设施的兴建，学生运动习惯的养成，圣约翰的体育制度也开始逐步建立，有组织的体育运动和比赛制度出现，圣约翰的体育文化传统由此肇始。每年学校举办两次运动会，“运动比赛者，有全班精神者，即起于是”。各年级之间互相比赛与竞争，也使得优秀运动员逐渐显露，并开始为学校在校际竞争中争得荣誉。

圣约翰体育馆的室内游泳池

当年，圣约翰的运动“劲敌”主要是“南洋公学”。1904年4月23日，圣约翰、南洋、东吴和华英公学组织了联合运动会，带动起各个知名学校相率注意开展运动，体育风气愈来愈盛。1914年5月15日，华东各大学组织联合运动会，圣约翰、南洋、之江、东吴、金陵、复旦、东南七校参加。以后这一赛事每年一届，一直持续到1925年。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近现代中国体育发展史上，圣约翰在几项运动的开展上都扮演了“领头羊”的角色。圣约翰除了网球、棒球等项目开展有声有色外，在篮球项目上也独树一帜。虽然有资料称篮球是在1895年传入中国，但在各地开展时间却有先后，而上海有记载的规模化开展则是由圣约翰大学于1915年开始。（《圣约翰五十年》）

因为校园与苏州河为邻，圣约翰还一度开展了划船项目，这或许就是现代赛艇运动在中国高校开展的雏形。虽然这一项目后来因苏州河上来往船只过多而停止，但这段珍贵历史还是被 “划船队队长”林语堂记录了下来，使得圣约翰在1910年代就开展划船运动的史实成为不可多得的历史“一笔”。

二、马约翰的人生传奇是从圣约翰开启

林语堂在1916年毕业后先去了北京，应聘到清华学校教授英文。彼时，他的一位圣约翰师兄已经在那里担任化学和体育助教有两年，他就是马约翰。

（一）马约翰曾是圣约翰体育达人

马约翰（John Mo，1882-1966）出生在福建厦门的一个中西合璧家庭，但幼年时父母早逝，缺少良好的成长条件，但无约束的顽皮生活却让他打下了很好的运动基础。后来他随长兄来到上海，并于1904年进入圣约翰，经过7年的预科加本科学习后获得学士学位。因为他学的是医科，就为他了解体育和医学的关系提供了帮助，也为他后来从事体育工作充实了生理知识。在校期间，他充分享受了圣约翰良好的文化氛围，并以自己的运动才能成为体育达人。

马约翰获得圣约翰学士学位（1911年）

在1929年出版的《圣约翰五十年》体育部分中记载：1900年后，圣约翰的体育成绩达到历史巅峰，“锦标纷至沓来，不可胜纪”，运动健将层出不穷，有名者包括“朱友渔、谭雅生、马约翰、凌道扬、高恩养、林祖光、袁礼、袁庆祥、潘氏、韦氏、林氏兄弟”等，马约翰名列其中。

马约翰于1919年第一次赴美国春田学院进修体育，在《体育历程十四年》的毕业论文中，他回顾并总结了自己进入圣约翰之后开始经历的14年体育历程。他先是回忆道，学校“有两个大运动场和一座简陋的小小的体育馆”；“一些有专长的人被委托担任指导每天的体育活动和军操”；“首要的形式是军操，同时辅以徒手体操”；“除星期天外，每天早上都要做柔软体操，军操是每星期三次”；“军操的管理制度不折不扣是采取的美国陆军条例”；“一切按命令行事，军操和柔软体操都是为了矫正姿势”。

圣约翰最早的健身房

由此我们可以了解圣约翰学生当时一般的体育活动，也可以看出当时还没有设立专门的体育课程，但将“兵操”和“体操”作为培养学生一般运动习惯的强制手段有很大作用，同时对学生养成服从纪律的习惯也有帮助。

与此同时，网球、英式足球、垒球和田径运动只是作为学生娱乐活动加以开展。学校每年春秋两次举行一些个人体育项目比赛，虽然也给前三名发奖，但学生参与积极性并不高。后来“班际比赛和运动会就作为一种刺激剂被引进来”，学生激情被激发，“每一位班长都想办法去组织他的代表队参加训练”，“有趣的是，所有的训练都不需要专门的教练而持续开展”。当运动会来临时，“整个学校都行动起来了，准备为夺取班际冠军而战”。

在田径运动会中，还组织班级间的垒球、网球和足球比赛，垒球和足球冠军被授予银杯。一系列措施既能促进学生参加比赛的兴趣，在很大程度上分散他们的顽皮和淘气，又可以使运动员博得教师和校长的好感。

马约翰1905年在圣约翰田径队（二排右三）

马约翰作为体育积极分子，在校七年一直是学校体育代表队的队员。而在这期间的校际体育比赛中，圣约翰曾连续七年夺得冠军旗帜，马约翰在其中功不可没。1905年，他在上海“万国运动会”上获得一英里跑冠军，1910年在南京举行的“全国学界运动会”获得高校联合组880码跑第一名。这些优异成绩使得他名列圣约翰体育功臣名册。

（二）马约翰在清华的体育教育生涯

马约翰1914年应聘成为清华学校的化学教员，其时清华作为一所留美预备学校还处在起步阶段。学校的体育教育虽然还未形成制度，但体育部已在1912年成立，并聘请一位来自美国的春田学院毕业生休梅克博士（Dr. Arthur Shoemaker，1876-1968）专事体育指导工作。马约翰到校后不久成为他的助手，在三年时间里协助他建立了现代化的体育教育体系，并训练出一支常胜不衰的体育代表队。

1914年马约翰应聘清华时的照片

马约翰在担任体育助教期间，竭力开展体育普及工作，凭借在圣约翰做学生时获得的体育感受与经验，其工作很有针对性与成效。到了锻炼时间，他会到处寻找学生，熟悉学生，说服那些躲起来不愿意参加锻炼的学生。他还按照学生不同特点分别加以编组，在和他们一起锻炼中有计划地传授科学运动的理念和技能，帮助学生掌握跑步、跳跃、器械操和各种球类的基本技术，提高运动兴趣。

与此同时，马约翰还开始尝试对学生的体格状况进行测评，每年进行一次医学检查、两次体格检测，同时进行体力测验。根据体力测验结果可以计算出学生的总体力，藉此对学生体质情况进行宏观估算。每位学生都有一张体力测验卡片，根据每次记录的数据，可以看出他们的体格和体力的变化情况。这是一项旧的教育体系中从未有过的工作，对于培育具有强健体魄的人才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1917年马约翰与清华学校足球队合影（二排左一）

此外，他还与学生体育协会保持密切联系，并随着学生体育普及程度的提高，推动学校体育代表队的正规化建设。由于训练的科学化、正规化程度提高，代表队可以在校际比赛和各种运动会中比较容易地取得好成绩，并给清华学校的声誉带来积极影响。

1918年清华首任体育部主任休梅克离任，接替他的布雷斯（D.K.Brace，1891-1971）体育修养和技能都超过前任，但清华当时的规模和程度都无法满足其职业志向，遂于1920年回到美国发展，后来成为著名体育教育家。而这年秋天马约翰恰从美国春田学院进修归国，晋升教授并接任体育部主任。

清华早期四大建筑之体育馆（1919年）

1919年5月4日，耗资24.5万元的清华体育馆举行落成典礼，成为当时中国最先进的体育设施。馆内有一座篮球场，一条80码悬廊式跑道，一座室内温水游泳池，以及20余种进口体育器械和设备。再加上室外标准田径场、多处篮球、排球、棒球、网球场等，形成清华体育教学必须的硬件保障系统。清华正式开设体育课也始于这个时期，学校规定：学生体育成绩若是不及格将不能赴美留学。

在此基础上，清华体育部对体育课的设置，教学方法的形成都做了系统化建设。马约翰曾说道，清华的体育设施和器材虽然大多是从美国进口，“但是训练方法，如几百套的徒手操，拉力器的练法，田径和球类的练法，各种矫正体格的方法，洗澡怎么洗法，以及体能的测验方法等，也都是在我主持下创造的，不是从美国搬来的”。

马约翰的体育教育生涯并非一马平川。1928年秋天清华学校正式改制为国立清华大学，首任校长罗家伦认为大学体育并不重要，于是免去马约翰的教授头衔，缩减体育部一半教师，将体育放在边缘地位。在此情况下，很多大学向马约翰伸出橄榄枝，但他不为所动，本着对体育教育的热爱，本着他经常在运动场上鼓励学生“奋斗到底，绝不放弃”的精神，坚持留在清华园，继续全身心在清华体育岗位尽心尽责。

1929年12月，华北第六届足球锦标赛在天津举行，马约翰率清华足球队参加，经过五天艰苦奋战，在8只球队中脱颖而出，捧回冠军奖杯。这个消息极大地振奋了清华人的精神。当球队凯旋时，学生们将马约翰从学校大门一直抬到大礼堂。体育的魅力说服了罗家伦校长，他当即决定为马约翰复职复薪，并制作了一座银杯送给他留念。清华体育在这个阶段得到进一步发展，学生在校的四年中，体育课都是必修课，不及格不能毕业。这在当时属于全国独有。

清华大学体育部教师合影（1934年）

从1914年到1937年的23年间，除了清华学子们在马约翰的组织与指导下，创造了体育普及的成绩和运动提高两方面的种种记录，他“还领导了全国各次著名的运动会，参加世运会，发起大规模的体育运动，拼命地介绍西洋体育教育来到中国”。这一切，都是基于马先生对祖国的热爱。“虽然，马先生自己一半的血液不是属于中华民族的”，但是他以中国作为自己的祖国，他“深深地为民族健康之衰退而忧虑”。

正是因为这种强烈的爱国情绪，在抗战爆发，清华被迫在昆明与北大、南开组成“西南联大”的危难时刻，马约翰义无反顾地选择了随校南迁，虽然“那个边城什么都很落后，体育的设备尤其很差”，但“他依然秉承着一贯的精神施教”，投入前所未有的“教育救国”事业当中。

无奈，战时的昆明，物质匮乏，条件艰苦，“那许多贫弱营养不良的青年，对那个空空的操场，实在缺乏多余的精力去对体育发生兴趣”。但是，他“越是看见自己的学生柔软，越是加紧体育的训练，因为马先生相信体育是可以增强体格的”。

“联大八年”在马约翰的职业生涯中超过了七分之一时间，不可谓不长。但更关键的是，这八年的战时艰苦经历让他更加爱祖国、爱体育、爱清华，这也使他将“国仇家恨”化作动力，贯穿到抗战复员后的重建工作中。在他的力行垂范下，清华优秀的体育传统得以很快恢复，并继续发扬光大。

1949年以后，马约翰不仅继续担任清华体育部主任，为一代代清华学子的健康成长呕心沥血，而且在新中国体育事业的发展中发挥了更重要作用。他先后担任中华全国体育总会副主席、主席职务，在新中国前两届全国运动会上担任总裁判长，成为推动中国体育事业发展的旗帜性的人物。

1964年清华祝贺马约翰从事体育教学50周年（左起：蒋南翔、刘仙洲、马约翰、荣高棠）

1964年1月，清华师生集会祝贺马约翰在清华从事体育教学工作50年，蒋南翔（1913-1988）校长代表大家说出了对他的赞美之词：“鹤发童颜，步履矫健，神采奕奕的马约翰教授，本身就是提倡体育运动的一个活榜样！”正是因为有马约翰作为榜样，清华的著名口号“争取为祖国健康工作五十年”才更加深入人心，得以不断地被发扬光大！

三、圣约翰人在清华早期发展中的历史作用

圣约翰先于清华而建，两校在后来的历史发展中不可避免地产生交集，而文化交集必须经由具体的“人”方能得以实现。在1949年以前的岁月中，具有圣约翰与清华双重经历的人物究竟有多少？虽然没有精确的统计数字，但可以肯定的是，早期清华的学生来自于圣约翰的不在少数。相反，先读清华再去读圣约翰的却不得而知，即使有也是极个别的，不过有一位清华学校1914级留美生曾在圣约翰后期发挥过重要作用，他就是涂羽卿（1895-1975），曾于1940年代担任圣约翰大学校长。

早期清华领导人中的部分圣约翰校友：颜惠庆、唐国安、周诒春、曹云祥（自左向右）

相比学生而言，我们更应关注的史实是，早期清华的历届领导及教员也大多来源于圣约翰校友圈。这其中包括：颜惠庆（1893级）、唐国安（1906教授）、周诒春（1903级）、曹云祥（1900级）、赵国材（1906级）、严鹤龄（1903级）等校级领导，1916年前的清华文科华籍教员16人中，出身圣约翰的有12人之多。这种“圣约翰现象”对早期清华文化构建和价值取向的确立，当然具有不可忽视的影响。

在这中间，有一位著名人物必须重点提及。周诒春（1883—1958），1895年进入圣约翰书院读书，1903年成为大学部毕业的几人之一。1905年圣约翰成为正式的大学，他获得首批颁发的学士学位。虽然周诒春在这些清华早期领导人中资历不是最老，但他作为圣约翰人的代表，对清华发展的独特作用是不能忽视的。

清华学校第二任校长周诒春（1914年）

这样的结论首先来自于他在清华的经历。1912年，清华学堂经过辛亥革命后改称“清华学校”，首任校长唐国安，聘任圣约翰毕业生周诒春为教务长、副校长；1913年8月，唐国安因病去世，刚刚30岁的周诒春接任校长，一直到1918年1月辞职。

在其任内四年多时间里，尊重教员，爱护学生，积极培养人才，着力提高学校教育程度，筹建大礼堂、科学馆、图书馆、体育馆等“四大建筑”，并于1916年首先提出逐步提高教育程度，将清华建成学术独立的“完全大学”目标。

周诒春对清华体育的重视并非偶然，既是基于在圣约翰受到的熏陶，以及在美国留学时接受的现代教育模式影响，又是延续了前任校长唐国安的教育理念。

唐国安（1858-1913）是中国首批留美学童之一，曾在耶鲁大学学习三年，后因清政府中断原定留学生派遣政策，提前于1885年回国，然后在圣约翰任教。其后他在两年多的清华学校校长任内，十分重视学生体育、辩论与演讲能力培养。1913年2月，清华曾选派出6位清华学生成为中国代表团成员，赴马尼拉参加第一届远东运动会，并获得多项锦标。而在他们中间，竟有5位来自圣约翰，其中的潘文炳（1894年－？）更是获得田径比赛个人总分第二名的好成绩。

潘文炳在第一届远东运动会获得个人总分第二名（1913年）

周诒春接任校长一职后，以其进步的社会思想和教育主张，积极推行“智、德、体、群”四育齐头并进的教育理念。在智育方面，鼓励学生组织各种社团，培养学习兴趣，开发智力潜能；德育方面，重视培养学生良好品行，教导学生公德修养和纪律意识；体育方面，培养学生运动习惯，充实各种运动设施，组织各类竞赛，加强团队意识；群育方面，培养社会意识，鼓励学生接近于关怀底层民众，努力使学校成为推动社会进步的中心。

周诒春将体育当作现代教育体系中的重要部分，在民智初开的年代意义更大。他若没有十分明确的现代教育理念，清华甚至不可能建造当时在中国前所未有的现代化体育馆。而他做的另一件影响深远的事情，就是聘请马约翰到清华任教。

马约翰1911年在圣约翰毕业后，先是在上海商界工作了两年余，但这显然不是他的职业兴趣。1914年他北上应聘，到清华学校任化学助教，不久因他对体育的眷爱，成为体育部的专任教师。彼时正是清华起步之初的用人之际。在他之前，已经有桂质廷、李广诚、陆锦文、潘文炳等几位圣约翰毕业生在清华任教，与他同年进清华任职的圣约翰校友也有几人，其中就包括曾任清华学校图书室第二任主任的戴志骞，而在他之后，唐悦良、刁作谦、宋春舫、林语堂等圣约翰校友也相继应聘清华。

虽然今天已然无法得知马约翰应聘清华的具体细节，但说周诒春起了决定性作用似乎并无不妥。马约翰的体育达人声誉在圣约翰尽人皆知，周诒春对马约翰应聘清华想来是求之不得；而马约翰到清华任教，自然也会考虑其老师周诒春当校长这一层关系。但所有与马约翰前后进入清华任教的圣约翰学生，最后却只有马约翰一人终身没有再离开清华，成为圣约翰人在清华的不变“代表”，这在当时一定是谁都始料未及的！

事实证明，无论是说马约翰选择了清华，或是周诒春看准了马约翰，他们二人同在清华任教近四年时间，确实为清华体育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当时的清华作为留美预备学校，每年都要送学生“出洋”，为此马约翰曾向周诒春明确表示，“清华每年要送出一百名学生到美国去，送出的学生总要像样一点，不能送出东亚病夫”。他的观点得到周诒春的完全赞同，这一点体现在当时清华推进学生体育普及的态度及兴建各类体育设施的安排。当时清华就拥有三个足球场地和440码标准跑道，21个网球场，10个室外篮球场和4个靶位的射箭场。

马约翰将毕生精力献给了中国体育教育事业

周诒春后来因为种种原因而辞职，没能在清华施展更大抱负，但他在任期间聘请的马约翰却因为具有“体育热情、全面技能、爱国情怀”而继续实践他倡导的教育理念。正是因为马约翰在清华执教52年，特别是其中执掌清华体育教育长达46年，“育人至上，体魄与人格并重”才会成为清华最宝贵的优秀传统之精华部分，而这完全可以看作是圣约翰人给早期清华留下的宝贵遗产之一。

四、结语

1905年，圣约翰书院正式成为圣约翰大学。经过120年的风云变幻，“圣约翰”在中国虽然已经成为历史名词，但其文化影响却依然存在于文明传承的历史逻辑中。

华东政法大学长宁校区（圣约翰遗址）

特别是圣约翰的体育火种，通过马约翰先生半个世纪的辛勤努力而开枝散叶，不仅曾经影响清华一代代学子，而且现在继续，今后仍将在现代中国教育史册上留下深深印记。

这些感悟或许就是我们孜孜以求，继续认识体育传统曾经产生的进步作用，探索圣约翰与清华的文化同源性所具有的现实意义。

（2022/12初撰，2025/10/23修订）

作者简介

袁帆，清华大学建筑工程系1975级校友，人生多有跨界，兴趣爱好广泛，文笔朴实耐看。退休后专注于文史研究，多篇成果被国家级、省市级以及清华大学媒体刊发。2023年，被清华大学档案馆、校史馆聘为“清华史料和名人档案征集工程”特邀顾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