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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这个故事，还要从1860年说起。

这一年的10月，英法联军攻入了北京城，先抢后烧，把圆明园夷成了一片平地。

仓皇出逃热河的咸丰帝命恭亲王奕䜣作为全权代表，和英法议和。

10月24日，奕䜣与英国全权代表额尔金在北京礼部大堂，签订了中英《北京条约》——开放天津为通商口岸，割让九龙给英国，赔款800万两白银。

10月25日，奕䜣与法国全权代表葛罗在北京礼部大堂，签订了中法《北京条约》——开放天津为通商口岸，赔款800万两白银。

两个条约签订完，英法联军退出北京。

按道理，这件事应该结束了，但有一个国家跳了出来：

这事儿没完！我们也要和清政府签一份《北京条约》！

这个国家，就是俄国。

在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俄国虽然没有参战，却一直打着“和事佬”的旗号，不断恐吓和威逼清政府：

如果我不加入调停，英法联军肯定占领北京城，把你们皇帝赶下宝座！

俄国不仅口头恐吓，更是在1858年趁着清政府应对英法联军之际，在东北趁火打劫，用武力威逼清军，强迫签订了《瑷珲条约》：

要求清政府割让黑龙江以北、外兴安岭以南60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并且要求乌苏里江以东40多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为“中俄共管”。

那份《瑷珲条约》割让的领土面积实在太大，就连清政府也知道愧对列祖列宗，一直硬着头皮没批准。

但到了1860年10月，俄国再次软硬兼施，以“调停有功”为理由，按着清政府的脖子要求签订协议。

于是，1860年11月14日，还是那个奕䜣，与俄罗斯驻华公使伊格那提也夫在北京签订了中俄《北京条约》：

承认之前清政府一直拒绝批准的《瑷珲条约》，割让60万平方公里领土，并且把原来是“中俄共管”的乌苏里江以东40多万平方公里土地，也划给了俄国——其中包括库页群岛和不冻港海参崴。

地图粉色部分为《瑷珲条约》俄国掠夺中国的土地，橙色部分为《北京条约》掠夺的中国土地

所以第二次鸦片战争的结果就变成了：

英法出人出枪，各自拿到了一些战争赔款，英国还要到了一个47平方公里不到的九龙。

俄国什么事也没干，靠威逼利诱和趁火打劫，就抢走了中国100万平方公里的国土。

关键是，这100万平方公里的国土，包含着中国东北漫长的海岸线。

随着中俄《北京条约》的签订，中国彻底失去了超过9000公里的海岸线，彻底丧失了日本海和鄂霍次克海的出海权。

中国的东北，莫名其妙成了一个“内陆省”。

2

但即便如此，在出海口问题上，其实还有一线生机。

1861年，俄国人要求清政府按照《北京条约》，开始勘界。

所谓“勘界”，就是对两国边境线进行正式的测定工作——条约是纸面上的，勘界是发生在实际土地上的。

等到勘界正式完成，那么双方领土边界就“板上钉钉”了。

勘界工作如此重要，清政府考虑再三，派出了户部侍郎成琦。

成琦，满洲正黄旗人，进士出身，官居二品，相当于现在的副部级干部，在户部分管仓场工作。

所谓“仓场工作”，即管理京城及各地的官方粮仓，尤其是京杭大运河沿线的巨型粮仓，确保首都、皇室和八旗子弟的粮食供应。此外，还承担监督漕运和国家粮食储备和调拨的职责。

但凡懂一点官场门道的，都知道这是个巨大的油水部门。

而清政府之所以选成琦，一是因为他是满人，又是专为皇家工作，忠诚可靠；二是因为他负责仓储工作，对数字比较敏感，应该是比较胜任的。

但问题是，在油水部门做惯大老爷的人，是否下得了基层？对粮食斤两敏感的人，是否对国土边境的划分有概念？

1861年的春天，43岁的成琦作为钦差大臣，前往东北与俄国人开始勘界工作。

一路上，成琦已经是叫苦连天，抱怨路途遥远，边境蛮荒。到了东北边界的珲春城，就不肯动弹了。

蓝色区域即珲春市所在位置

俄国人派出的代表是卡札凯维奇（P. V. Kazakevich），他对中方代表成琦的生活习惯已经打听得一清二楚，于是很快就制订了方案——邀请成琦把双方议定的边界线实地都走一遍。

两国勘界，双方代表实地走一遍，原本也是应该的。但只走了第一天，成琦就吃不消了：

如此蛮荒之地，如果真的要一个山头一条小河这样细细界定，命都没了！

更何况成琦还是一杆老烟枪，如果隔段时间不抽鸦片，就会涕泪横流，所以他做出了一个极其富有创意的决定：

请俄方代表负责勘界立碑，他带着人回去抽鸦片去了。

没错——自己国家的边境线，居然交给觊觎自己国土的邻居去单方面划分了。

面对如此厚礼，俄国人当然笑纳。

按照两国条约，应该在东北边境线上设立从“阿(A)”到“土（T）”共20块界碑，但俄国人只立了8块，其中中国人只参与了两块界碑——确切地说是两块界牌——的设立。

“界碑”和“界牌”，一字之差，却有不同：“碑”一般意指石料制成，坚固耐磨，“牌”多指木料，并不耐久。

中国人把立牌（碑）工作都交给了俄国人，那俄国人也乐得立一些不堪风吹雨打的木牌。

而就算8块设立的木牌，俄国人也是想尽办法往中国境内挪，扩大俄国的地盘——反正到时候在地图上随便一指，成琦都认账。

果然，界牌设立完，俄国人只是在地图上给成琦大致指了下位置，急于回到京城安乐窝的成琦没有任何反对意见，双方签订《中俄勘分东界约记》。

一身轻松的成琦终于如愿以偿地回去了。

他根本不知道20块界牌其实只立了8块，也不知道那8块界牌具体在哪里，有没有被俄国人动过手脚。

最关键的是，那块最重要的“乌”字牌，不见了。

3

“乌”字牌，原本是应该被立在图们江口的。

根据1861年《中俄勘分东界约记》的明文规定，中俄东段边界的终点是“图们江入海口”——“乌”字牌就是为这个终点而设的标记。

如果“乌”字牌被正确立在图们江与日本海的交汇处，就意味着：中国对图们江口北岸拥有领土主权。

这也就意味着，尽管被割去了100万平方公里的领土，但中国好歹在图们江的入海口，保留了一个受法律承认的主权出海口。

打个比方来说，大柱子家的东边院子全都被割给了二栓子家，勘界就是给两家的分界线打上栅栏确保分界，但“乌”字牌是那排栅栏上开出的一个小门——让大柱子家能够名正言顺地通过那道小门，无需经过二栓子允许就穿过东院，走上大马路。

但是，“乌”字牌——也就是那扇小门——不翼而飞了。

最有可能的是，当时俄国人根本就没有设立“乌”字牌，而成琦也没关心这件事：

大清国马上得天下，少一条入海的通道，算得了什么？

但俄国人这么做，显然是有意的。

没有了“乌”字牌，中俄东北边境的终点就缩到了“土”字牌——按条约约定，应该距离图们江入海口大约10公里。

这也就意味着，俄国和朝鲜的国土直接接壤，而中国彻底失去了日本海的入海口。图们江附近世代以打渔为生的中国渔民，也失去了生计。

更糟糕的是，俄国人在“土”字牌上也做了手脚：

原本应该距离出海口10公里，结果被他们悄悄又往中国境内推了12.5公里，成了22.5公里——这一切，成琦浑然不知。

20年过去了，时间果然帮助俄国人完成了他们的心愿。

由于中方界牌几乎等于没有，有的也因为风吹雨淋而各有损坏，俄国开始不断蚕食原本属于中国的领土，尤其盯上了靠近俄国边境的黑顶子山区域——那里不仅周边土地肥沃，是中国牧民传统的牧场，并且因为地势重要，具有重要的战略价值。

经过不断的小动作，俄国终于在中国境内的黑顶子山实现了驻军，别说中国牧民，连只兔子都跑不进去了。

在此期间，中国东北边境的官员就俄国人频频越界蚕食的行为，不知道报给朝廷多少次，但摇摇欲坠的大清帝国面对列强早已疲于应付，一直没能拿出实际行动。

直到1880年，皇帝已经从咸丰换成了光绪，清廷终于意识到：

东北毕竟是满清的龙兴之地，再不管管，恐怕是不行了。

1880年，东北边境来了一个朝廷派来“帮办军务”的人。

他的名字，叫吴大澂。

4

吴大澂，江苏苏州人，同治七年的进士。

吴大澂出身书香世家，父亲吴立纲和外公韩崇，都是著名的金石学家。吴大澂虽然自己治学功底也非常深厚，但并不是一个“一心只读圣贤书”的人。

在他为官期间，无论是开仓赈民还是疏通河道，每一件利民工程都做得有口皆碑，而且他还特别刚正，同治皇帝婚礼要大操大办，以及想重修圆明园，都是他挺身而出，直言劝谏给劝下来的。

最能说明吴大澂办事能力和人品的一件事，莫过于他先是给陕甘总督左宗棠筹办过粮饷，又成了湖广总督李鸿章的幕僚——左李两人一直不对付，但对吴大澂的评价却出奇一致：人才！

1880年，正是在李鸿章的力荐之下，当时是河南河北道道员的吴大澂，被派到了吉林。

东北乃满清龙兴之地，历来对汉人防范极深，而吴大澂是第一个被派到吉林帮办军务的汉族大臣。

吴大澂篆书作品

一到吉林，吴大澂立刻开始马不停蹄地去边界地区调研考察，一圈走下来，惊呆了：

20年前所立的中俄边界，基本上已经形同虚设，俄国人不断通过各种方式蚕食中国领土；原属于中国境内的黑顶子山，俄国人已经造了一批房子并驻军，同时还引入了100多户朝鲜人；传说中的“乌”字牌根本没立，就连中俄边界终点的“土”字牌也消失了……

但换做其他一般人，心里的算盘恐怕已经是打好了：

当初乱立界牌的人不是我，责任不是我的；

现在我只是“帮办军务”，一把手是吉林将军铭安，责任也不是我的。

无论是算老账和算新账，四个字：管我屁事？

但吴大澂不是一般人。

他在了解了情况后，开始做两手准备。

一方面，他将边境的事实情况如实汇报给朝廷，然后开始不断催促负责外交的总理衙门与俄国人交涉，要求重新勘测两国在东北的边界，尤其是黑顶子山的主权归属问题。

仅在1883年到1884年一年之间，吴大澂就上奏八次，催促总理衙门尽快与俄国交涉。

而面对中国方面的诉求，自知理亏的俄国人一直在打哈哈，用各种理由拒绝重新勘测边界。

关于这一点，吴大澂早就料到了，所以他同时也在做另一手准备：

搜集一切可搜集的资料：从当时签订的文本到中国古代的记载和地图，利用自己金石学的专长，从浩如烟海的史料里考证出了各种此地原本就属于中国的证据，甚至追溯到了唐代渤海国的入海口。

另外，他带人去实地考察，把双方边境争议地区基本上走了一遍，并且做了测绘记录。

吴大澂之所以要这样做，是他知道，一旦俄国人愿意回到谈判桌上，中国方面就必须摆出铁一般的证据和事实。

吴大澂终究还是等来了机会。

1885年，朝鲜发生“甲申政变”，中日矛盾激化，在东北亚与日本同样有矛盾的俄国不希望与中国搞得太僵，态度开始软化。

与此同时，中法战争结束，清廷也稍微能够缓过一口气，开始考虑东北边疆问题。

1885年5月，由吴大澂率领的一支代表团，终于和俄国人坐到了谈判桌前。

双方要重新勘探边界了。

5

这注定是一场艰苦的谈判。

俄方派出的代表，是俄国远东滨海省总督兼军务总管巴拉诺夫。他是俄国当时在远东地区集军、政大权于一身的最高长官，由此也可见俄国对此次谈判的重视。

在谈判桌上，俄方一开始就使用了各种“捣糨糊”手段。

比如他说当时条约上签订的“里”应该是按照俄里而不是华里，俄里一里等于华里二里，所以现在土字牌设立的位置并没有违约。吴大澂坚决反对。

俄方又提出，海潮涨到哪里，哪里就是大海，所以现在“土”字牌设立的位置正好。

吴大澂当场驳斥：全世界都知道江口就是海口，如果按俄国人逻辑，海水涨到哪里，哪里就都是俄国领土了？

面对以前条约上的白纸黑字，理屈词穷的俄国人没有办法再搪塞了。

搞定“土”字牌，接下来是黑顶子山。

已经到嘴里的肥肉，还要再吐出来，这对视土地为生命的沙俄来说，简直闻所未闻。

但吴大澂就是提了出来，而且不仅要黑顶子山，更要“乌”字界牌原来规定的图们江入海口北边的一块土地。

俄国人坚决不答应：这不是倒反天罡吗？！

但事实上，这也是吴大澂的一个策略：他知道要回“乌”字界牌规定的那片土地，肯定是没希望了，但先进一大步，再退一小步——要回黑顶子山，这是可以争取的。

俄国人果然犹豫了。

但要已经实现驻军的俄国人拱手让出，他们毕竟不情愿。

于是，巴拉诺夫暗中下令，让停泊在海参崴军港的俄国军舰晚上打开探照大灯——向中国炫耀武力：真理在炮弹的射程之内。

吴大澂一封电报拍给李鸿章。

很快，北洋水师访问海参崴军港。

访问海参崴军港的是北洋水师的“定远”号旗舰，“镇远”号主力舰和“济远”、“威远”、“超勇”、“扬威”四艘巡洋舰。不仅如此，北洋水师提督丁汝昌还邀请巴拉诺夫登舰参观。

站在7000吨级排水量的铁甲舰“定远”号甲板上，头顶上是四门305毫米口径的克虏伯巨炮，巴拉诺夫良久不语。

面对这支刚刚建立的“亚洲第一”的中国海军，巴拉诺夫心里很清楚：

如果俄国海军在远东与中国开战，不仅不符合俄国的利益，也不可能全身而退。

回到谈判桌后，俄国人退让了。

6

1886年10月12日，《中俄珲春东界约》签订。

根据这份条约，俄国承认之前“土”字牌设立错误，按中方要求重新设立。此外，在“土”字牌到珲春河口之间，增设“啦”、“萨”二块界牌，再一次明确中俄边界。

居住在俄方一侧的中国居民，“仍准照旧安业，俄官不得逼令迁移，更不准无故欺凌”。

俄方从黑顶子山全面撤军，主权交还中方。

此外，还有关键一点。

由于吴大澂的坚决主张，条约里加入了一点：

中国船只有权从图们江出海，俄国不得以任何理由阻拦。

在当时不少人看来，为了几艘中国渔船能够从图们江出海打渔，何必大费周章？

但放到现在，连一个普通人都知道吴大澂实际上争到的是什么：

尽管失去了出海口，但从法理上，中国其实还是得到了图们江的出海权。

这是一个生活在19世纪，可能一辈子都没见过几次大海的清朝人，为21世纪身处东北亚复杂政治局势的中国，在不利环境下争到的一线活口。

1993年，一座吴大澂的石像，被立在了吉林省珲春市的防川国家风景区内。

石像身旁不远处，就是吴大澂当年亲自带人立的“土”字碑——没错，从木牌换成了石碑（后附图）。

石像面容肃穆，凝视远方。

而石像底部，是吴大澂当年在谈判时，用篆书写的两个大字：

“龙虎”。

本文主要参考来源

1、《中俄北京条约》、《中英北京条约》、《中法北京条约》

2、《清史稿·吴大澂传》

3、《吴大澂与<中俄珲春东界约>》（张宗海 张临北，《俄罗斯学刊》，2013年06期）

4、《1886年中俄珲春勘界再探——论吴大澂的“进”与“退”》（吕漫，《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21年11期）

5、《吴大澂东北筹边及其当代启示研究》（赵晓宇，辽宁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22年）

6、《晚清的两个奇官》（习骅，《中国纪检监察报》，2014年9月16日）

（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号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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