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15日，“互利天下：广东外贸一千年”大展在广东省博物馆开展。从实物贸易到制度建设，广东以文明交流为魂，尽显历史自觉与创新精神。

中山大学是此次展览支持单位之一，该校历史学系主任、教授安东强参与此次展览大纲审稿。羊城晚报全媒体记者就此专访安东强，梳理广东外贸制度千年演变的脉络，解读广东何以“广”交天下的千年史话与启示——

“三方共赢”的历史智慧

羊城晚报：与其他展览不同，此次“互利天下：广东外贸一千年”专题展特别强调“制度”这条历史脉络。您认为观众应该如何“读懂”这次展览？

安东强：这次展览最大的亮点就在于，它试图去揭示和解读文物背后广东对外贸易制度的一千年演变脉络。展览所提的“一千年”，并不是虚指，而是有明确依据的。

广东的外贸活动早在秦汉时期就已存在，但真正形成一套相对完整、由国家主导或深度介入的管理制度，并产生深远影响，应从唐宋时期开始算起，距今超过一千年。其实国内对外贸制度史的研究已经非常充分，我们也想通过展览把学术成果传递给普罗大众。

羊城晚报：有哪些关键的“制度节点”从根本上塑造了广东的外贸格局？

安东强：第一个关键节点是宋代，特别是北宋元丰三年（公元1080年）颁布的《广州市舶条》。《广州市舶条》被认为是目前所知世界上最早的成文海贸法，后来推广到全国各市舶司。这标志着国家层面的海上贸易管理制度开始系统化、法典化，奠定了后世制度的雏形。

第二个关键节点是明代。明代中期，广东率先推行“广中事例”，允许葡萄牙人租居澳门、允许百姓与外商直接贸易，展现出地方在中央管制下探索弹性空间的智慧。当时，在朝贡贸易体制下，广东地方为了应对财政压力、满足各方利益，进行了一系列制度突破和政策调整，实现了朝廷、地方和民间商人的“三方共赢”。

第三个关键节点是清代乾隆时期的“一口通商”政策。这并非传统认为的“闭关锁国”，而是清政府对西洋贸易管理方式的调整。对应东印度公司在印度及亚洲其他地区采取的贸易垄断，清政府则同样将对外贸易的管理集中于粤海关，广东形成以广州为核心、粤海关监管的十三行垄断体制为基础的外贸体系。它深刻影响了此后近百年的中西贸易格局，也是理解近代中国与世界关系的一个重要窗口。

第四个关键节点就是新中国成立后的广交会。新中国成立后，广东凭借地缘优势与侨资基础，继续在国家对外开放中扮演关键角色，奠定了当代广东外贸繁荣的历史基础。1957年广交会应势而生，成为新中国打开国门、对抗封锁的重要平台。

广交会的创立为国家开辟了“以贸破局”的路径。广交会既是国家经济外交的风向标，也是一部浓缩的中国改革发展史，并持续在新时代焕发出强劲生命力。

和平包容的文明基因

羊城晚报：广东外贸制度始终走在全国前列，为什么在中国对外贸易史中广东能始终“在场”并处在核心关键的位置？

安东强：首先是地理与气候优势。广州及周边地区拥有优良的天然港湾，在古代帆船贸易时代，这里就是理想的停泊和补给点。其次，纵观全球贸易航线的演变，无论是古代的近海航行，还是大航海时代以后从欧洲经印度洋、穿越马六甲海峡而来的主航线，广州都是进入中国沿海的首选或重要枢纽之一。这种区位优势使其长期处于全球贸易网络的关键节点上。

羊城晚报：在国家对外贸易制度建设乃至全球贸易中，千年来的广东外贸起到了怎样的历史作用和独特贡献？

安东强：从整个中华文明与世界文明之间的交流往来看，广东一直处在枢纽、关键位置。某种程度上讲，广东承担了为整个中华文明“呼吸”的功能。广东所处的南海地区是整个海洋世界中非常重要的枢纽地区，可以说是东西方海上交往的“十字路口”。广东不仅是商品、技术与文化交流的平台窗口，更是催生与输出新经济模式、商贸制度与思想观念的历史中心。

“广东非徒重于世界，抑且重于国中矣。”梁启超在《世界史上广东之位置》中也明确指出，广东的重要地位兼具世界性与全国性。

羊城晚报：在广东外贸制度演变中，有哪些特质是一脉相承的？

安东强：和平与包容，始终是广东乃至全国外贸制度史中不变的基因。中国的对外贸易，特别是广东的实践，其主要驱动力一直是经济和商业利益，而非领土扩张或殖民掠夺。

广东外贸史也体现出很强的包容性。从唐宋时期开始在广州设置“蕃坊”，允许外国商人聚居并由其“蕃长”进行管理，到明代允许葡萄牙人租居澳门，再到清代在十三行区域设立商馆供外商居住和贸易，都允许不同文化、宗教、地域的人群在一定的秩序下共生共荣。直到今天，广东这种历史特质依然可感知可触碰。

所以说，除了优越的地理位置，广东经过千年演变所营造出的可信赖的交易环境和高效的商业制度，决定了为什么是广东而非其他沿海地区，能如此持久地成为中外商人共同认可的贸易枢纽。可以说，是历史选择了广东。

羊城晚报全媒体记者 何文涛 朱绍杰 周欣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