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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弗道恩

责任编辑：林画

1959年3月11日，著名学者胡适在撰写日常日记时，特别记录了一篇内容详实的长篇日记。在这篇日记中，胡适对毛泽东主席的《蝶恋花·答李淑一》进行了严厉批评。这首词原本是毛主席为悼念亡妻杨开慧和革命烈士柳直荀而作，字里行间饱含深情，在当时广受群众喜爱。然而胡适却将注意力集中在词作的韵律问题上，直言这首词有些矫揉造作，尤其对最后一段更是毫不留情地评价为没有一句是通顺的。这种尖锐的批评充分展现了胡适一贯的学术批判精神。

值得注意的是，这并非胡适首次公开批评毛主席。自抗日战争胜利后，胡适就多次在公开场合对毛主席及其领导的共产党进行尖锐批评。有趣的是，毛主席曾谦虚地表示自己算是胡适的学生，但胡适后来却公开否认这一说法，声称毛主席只是北大图书馆的管理员，甚至断言以毛主席的学识考不上北大。这番言论立即引发了毛主席的挚友罗章龙的强烈反驳。那么，胡适与毛主席之间究竟有着怎样的渊源？罗章龙与毛主席的深厚情谊又是如何建立的呢？

从学术知音到政治对立

1936年，毛主席在接受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采访时，曾高度评价胡适的文章，将其视为自己的学习榜样。这段谈话充分展现了毛主席对胡适的敬重之情。实际上，胡适仅比毛主席年长两岁，但两人的早期经历却大不相同。1917年，当毛主席还在湖南第一师范求学时，胡适已经以留美归国学者的身份，受蔡元培之邀担任北大教授，成为当时最负盛名的学者之一。

作为新文化运动的领军人物，胡适与陈独秀共同主编的《新青年》杂志影响了一代青年，其中就有年轻的毛泽东。当时毛主席与罗章龙等人创立的新民学会虽然规模不大，但也在逐步扩大影响力。在学会成员纷纷准备出国留学之际，唯独毛主席和罗章龙选择留在国内。在给老师周世钊的信中，毛主席透露这个决定部分源于胡适的建议——胡适认为他应该继续在国内从事革命事业。这一建议对毛主席产生了重要影响，最终促使他放弃了赴法留学的机会。

在北大的日子里，毛主席不仅担任图书馆管理员，还经常旁听胡适的课程，从中获益良多。胡适也乐于与这位勤奋好学的年轻人探讨学术问题，两人逐渐建立起亦师亦友的关系。这段时期可以说是他们关系的黄金时代。

然而随着时局变迁，两人的关系逐渐出现裂痕。毛主席投身革命运动的主张与胡适的自由主义思想及亲国民党立场产生了根本分歧。尽管胡适在新文化运动中贡献卓著，但他始终坚持自由主义立场，视国民党为中国的合法政府。这种政治立场的差异最终使两人分道扬镳。

1945年3月，抗战胜利前夕，胡适在参加联合国会议期间，竟劝说中共代表董必武放弃武装斗争。这一举动充分暴露了他的政治立场。尽管如此，毛主席仍以礼相待，通过书信表达关心。而胡适对此的回应却充满偏见，更因未获回复而耿耿于怀。

罗章龙：坚定的革命战友

罗章龙与毛主席的友谊始于1915年。当时毛主席在湖南第一师范就读，罗章龙则在长沙联合中学求学。暑假期间，毛主席以二十八画生的笔名刊登征友启事，两人由此相识。初次见面就畅谈数小时，毛主席甚至主动提出要效仿古代管鲍之交的友谊。罗章龙为此还特意赋诗纪念，足见两人情谊之深。

志同道合的两人共同创办了新民学会，积极吸纳革命青年。他们曾约定一人赴日留学为学会开拓道路，最终决定由罗章龙前往。但临行前爆发了迫害中国留学生事件，罗章龙遂改变计划转赴北京。当其他会员纷纷前往法国勤工俭学时，毛主席和罗章龙选择留在国内。毛主席在北大图书馆工作期间如饥似渴地汲取知识，罗章龙则顺利考入北大。由于师范学历的限制，毛主席未能正式进入北大学习，但这丝毫不影响他追求真理的热情。

需要说明的是，毛主席未能入读北大并非能力不足，而是时局与个人选择的结果。事实上，他从未将北大文凭作为人生目标。最终，毛主席回到湖南投身革命，开启了波澜壮阔的政治生涯。而罗章龙始终与毛主席保持深厚友谊，在革命道路上相互扶持。

殊途同归的人生轨迹

胡适、毛主席和罗章龙三人在时代洪流中选择了不同的人生道路。晚年胡适依然坚持支持蒋介石，主张国民党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权。在美国期间，他虽获得多个荣誉博士学位，但政治活动未能如愿。最终，他带着对共产党的成见离开大陆。

罗章龙在离开党组织后潜心学术研究，先后在多所高校任教。新中国成立时，虽已非党员，他仍为革命胜利感到欣喜，并将自己的著作寄赠毛主席，获得了回赠。

1995年，99岁高龄的罗章龙与世长辞。临终前他仍坚定地表示：共产主义是伟大的事业。他的一生见证了时代的巨变，也见证了与毛主席历久弥坚的革命情谊。

回望这段历史，胡适的批评、罗章龙的维护与毛主席的胸襟，共同构成了一幅展现不同人生选择与价值追求的历史画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