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9年12月，在福建古田召开的中共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上，毛泽东提交了一份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决议案。他在决议中鲜明地提出了两个重要论断：

红军是肩负革命政治使命的战斗队伍。

红军的职责远不止于作战，除了消灭敌军，还要承担宣传动员、组织群众、武装民众、协助建立革命政权，乃至发展党组织等重大任务。

这些论述深刻阐明了人民军队的根本性质，为新型军队建设指明了方向。传统观念中，军队的核心职能就是打仗，但毛泽东的见解突破了这一局限，创造性地将军队定位为集军事、政治、社会功能于一体的革命力量。这种思想不仅具有开创性，更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对军队建设理论的重大创新。

这一思想的形成并非一蹴而就。早在1927年井冈山斗争初期，毛泽东就萌发了相关想法。经过两年多的革命实践和理论思考，到古田会议时，这一理论才得以系统化呈现。其产生有着深刻的历史背景。

建党初期，中共主要致力于群众运动。大革命失败的血的教训让毛泽东等领导人认识到武装斗争的重要性，但部分同志又走向了另一个极端，过分强调军事斗争，忽视了群众工作的重要性。

1927年9月，红军进驻三湾村时遭遇的尴尬局面就是典型案例。由于群众对红军缺乏了解，纷纷躲进山里。毛泽东立即组织部队开展宣传工作，最终赢得了群众信任。这个事件让毛泽东深刻认识到：在革命根据地生存发展，必须坚持军事斗争与群众工作两条腿走路。

当时红军内部对此存在分歧。1927年10月，毛泽东提出井冈山斗争方针时就强调，红军要立足必须依靠群众支持。但这一思想并未被所有指战员接受。

11月的茶陵战役就暴露了问题。战前毛泽东特别强调要做好群众工作，但占领茶陵后，部队却流于形式地成立了人民委员会，仍沿用旧衙门作风，引起群众不满。毛泽东得知后立即写信批评，要求建立真正的工农政权。经过整顿，湘赣边界第一个红色政权——茶陵县工农兵政府终于建立，由工人出身的谭震林等担任领导，赢得了群众拥护。

毛泽东如此重视此事，是因为他深知：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脱离群众的军队注定失败。同时，他也警惕单纯军事观点可能导致的军阀主义倾向。

果然，1929年12月敌军反扑时，指挥官陈浩动摇叛变，企图投敌。毛泽东果断处置，在干部会议上批判了这种错误倾向，明确提出红军三大任务：打仗、筹款、做群众工作。

1928年1月的遂川战斗中，毛泽东继续践行这一理念。他亲自带队深入群众，既指挥作战，又推动土改，保护工商业，开展调研。这些工作不仅增强了部队战斗力，更密切了军民关系，为根据地建设奠定了基础。到1928年2月，各地陆续建立起党组织和革命政权，形成了支持红军发展的社会体系。

这一思想在后续革命中不断深化。1929年全年，毛泽东在指挥作战的同时，始终注重群众工作和政权建设。正如他在《井冈山的斗争》中总结的：红军要生存发展，除了军事、地理、物资条件外，更离不开群众支持和党的领导。

军队要成为革命的多面手——毛泽东的这一重要思想，不仅指导了当时的革命实践，更为人民军队的长远发展指明了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