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初期，蒋介石对国民党党务工作的不满情绪日益加深。1937年淞沪会战撤退时，他就对南京时期的党务工作提出严厉批评。1938年初，随着国民党中央迁至武汉，蒋介石的批评范围进一步扩大。他痛批党内官员身兼数职却不作为，党员作风浮夸，脱离群众。在蒋介石看来，虽然党章条文完备，但实际执行中纪律涣散，党员缺乏系统培训。更令他忧心的是，党务人员热衷于权力斗争，逐渐演变成类似清代八旗子弟的特权阶层。

1939年初，蒋介石的批评变得更加直白具体。他注意到许多地方党部名存实亡，组织生活形同虚设，有些党部甚至只有空头名册而无实际活动。在国父纪念周的公开讲话中，他痛斥党员腐化、工作懈怠，要求他们振作精神、加强修养。蒋介石特别指出，党务机关已经沦为衙门，官僚作风严重损害了党的形象。私下里，他更是倍感无奈：元老派总是误解他的改革意图，年轻干部又缺乏干劲，这种局面让他发出事事皆非，诚不可救药的感叹。他甚至认为，早日实施宪政或许是挽救国民党的唯一出路。

这些批评折射出蒋介石对国民党积弊的清醒认识。他在日记中详细记录了党务系统的种种问题：机构官僚化、脱离群众、组织松散、党员精神涣散等。蒋介石敏锐地指出，正是党务工作的滞后导致党员腐化和组织低效。尤其令他痛心的是，党务人员为争权位而荒废本职，使党的工作陷入空转。

为扭转颓势，蒋介石提出系列改革方案：广纳贤才充实党组织，健全基层党部，杜绝兼职兼薪现象。他强调党员要专注服务民众，停止内斗，强化小组会议功能，并禁止党务干预行政。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蒋介石要求党员必须坚定信仰，深入基层，注重工作实效而非表面文章。

然而现实情况令人失望。尽管蒋介石三令五申，地方党部仍无实质改进，基层组织近乎瘫痪。抗战时期的党务工作举步维艰：经费捉襟见肘，干部严重不足，仅靠微薄党费勉强维持运转。

在蒋介石任内，国民党虽多次尝试整顿党务，但收效甚微。面对纪律涣散、组织失调的顽疾，蒋介石既感无奈又觉挫败。他的批评既是对党务现状的不满，也反映出对党内上下脱节的深刻忧虑。尽管如此，他始终坚信国民党在革命中的领导地位，从未放弃改革希望。

蒋介石在战时多次指出，国民党在组织扩张的同时，实际工作却每况愈下。党务系统的衰退导致人才流失，形成恶性循环。他深刻反思道：即便取得军事胜利，若不能赢得民心，终难取得最终胜利。这种认识在当时党内要员中也有共鸣，如陈诚在1939年春就批评国民党存在严重的官僚主义，忽视民生诉求。随着战争持续，这些积弊愈发凸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