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话东局的“抗交”斗争

作者 章用秀

当年天津的意租界，在与意国菜市相对的地方，有一座气势宏伟的三层欧式建筑，这里是天津电话东局（后来的电话六局）之所在。抗日战争时期，在电话东局发生的“抗交”斗争是一场不屈不挠的无声的战斗。

图片来源@天津市档案馆

清光绪年间天津已设官办电话局。为了提高电话设备水平，维护中国电信主权，天津电话局于1925年5月，与新华、中南、金城、大陆、盐业五家银行签订了借款合同，委托银团代募债券银元250万元作为基金，全面推行电话设备扩充机额和更换自动交换机计划，并派工程师朱彭寿赴德国考察。1927年10月，电话东局引进安装德国西门子电机厂A—2Z型步进制自动交换机1000门开通，成为中国自建的首座自动电话局。

抗战时期，在中共地下党的领导下，电话东局与电话南局的爱国职工相互呼应，密切配合，拒绝把电话局的主权交给日本侵略者，这场轰轰烈烈的“抗交”斗争在天津抗战历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

电讯是相互沟通与联络的命脉。日军占领天津后，租界以外的各电话分局均被日军接管，成立了伪“华北电报电话公司”，最后只剩下意租界内的电话东局和英租界内的电话南局（也称三局，坐落在今四川路与烟台道交口处）。日本军方急于接管电话，又不能用武力解决，所以电话东局和南局仍独立存在，成为日伪统治天津电讯事业的一大障碍。

当时电话局广大职工抗日爱国热情十分高涨，局长张子奇（国民党员）是中共河北省委领导下的华北人民抗日自卫委员会成员，抗日态度坚决；租界当局为保护其利益，既不敢公开抗拒日军，亦不愿让日军控制租界电话。因而，在地下党领导下，“抗交”斗争很快就发动起来。为了强行接管两局的电话设施，日本占领军实施了各种阴谋手段，却遭到电话局职工的坚决抵制，大家团结一致，决不屈服于日寇的威胁。

几经交涉未能如愿，日本占领军企图利用伪政权来达到其接收目的。在僵持半年之后的1938年1月17日，伪市长潘毓桂上任，不久即来电话局，妄图强行接管，把已刻好的印信也随身带来，并要召集全局职工听他训话，企图以突然袭击的方法压服职工，造成既定事实。当时有一名职工挺身而出，把印信抢过来扔给潘毓桂，潘见势不妙，在职工们一片愤怒谴责声中，灰溜溜地走了。

种种接管伎俩均告失败，日本占领军又开始施行各种阴谋手段。他们破坏线路设施，迫害电话局职工，封锁租界。1938年2月，日本侵略军派人潜入马家口，破坏了东局至南局一条300对中继电缆。当检修人员将新电缆放入海河时，由日租界窜出一批人，抓走了施工人员佟德山。3月，日本宪兵先后在河东十字街和日、法交界处又逮捕电信局职工11人，并散布种种谣言，蛊惑人心，破坏“抗交”。

针对日本侵略军的恶劣行径，在地下党的组织领导下，张子奇局长采取了一系列相应措施，如及时组织技术力量抢修被破坏的设施，对日军侵略军占领地区毗邻的“危险区”施工人员采取保护措施；针对技术工人不足的状况，举办新工人训练班，及时补充技术力量；团结同情“抗交”的外籍工人，利用其特殊地位，保持东、南局间的联系，等等。1938年3月16日，电话局召开职工大会，揭露敌人的阴谋，表示决不屈服于日伪的野蛮恐吓。

由于日军一再施加压力，英、法、意三国租界当局宣布成立“特别委员会”，对电话东局和南局实行“暂时代管”。张子奇在得到租界当局保证不将电话局交给日方后，同意辞去局长的职务。

此时，日伪当局进一步加紧对“抗交”斗争骨干的迫害。掌握全局的技术环节的总工程师朱彭寿，是抵制日军破坏活动的中坚，1939年4月5日他在英租界被日本人绑架，后被折磨致死，相继被捕的还有股长、职工等多人。

在愈益严峻的形势下，电话局职工的“抗交”斗争仍在暗中进行。1938年12月，日军封锁了英、法租界，使得地处英租界的电话南局所需机件、材料均无来源。由于地处意租界的电话东局未被封锁，在地下党组织领导和同情“抗交”斗争的外籍人士的支持下，东局的职工将南局所需机件偷偷运过海河，继续保持两局间的联系。

1940年9月，英、法、意租界当局终于向日伪当局妥协，把电话东局和南局的管理权交出。电话局职工再次强烈抗议后，一部分职工毅然辞职，拒绝为日本侵略者服务。

“抗交”斗争历时3年多，表现出中国知识分子和工人群众的民族气节和对敌斗争的勇气。最后虽因租界当局的屈服而被迫结束，但在社会上已造成深远影响，并直接给日伪当局及其电讯事业以沉重打击。当年的《新华日报》曾连续报道“抗交”斗争的情况，鼓舞了抗战士气。（刊于2025年9月17日《中老年时报-副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