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盛夏，当《夏商周断代工程》阶段性成果正式发布之际，美国斯坦福大学著名汉学家倪德卫教授在《纽约时报》发表了一篇言辞犀利的评论文章。这位以研究中国古代历法著称的学者毫不客气地预言：国际学术界必将把这份工程报告撕得粉碎。这番激烈言论立即在学界引发轩然大波，也折射出中西方在夏朝认知上的深刻分歧。

倪德卫之所以如此断言，根源在于西方学术界长期秉持的实证主义传统。他们认为迄今为止的考古发现中，既未出土明确记载夏字的甲骨文，也缺乏确凿的实物证据链来佐证夏王朝的存在。在这种学术背景下，中国学者基于文献记载确认夏朝为信史的做法，自然让坚持无考古不立论的西方学者难以接受。但值得深思的是：甲骨文中没有出现夏字，是否意味着就完全没有夏朝的蛛丝马迹？实际上，通过系统梳理甲骨卜辞与传世文献的对应关系，我们可以发现至少存在四大关键证据链，虽无夏之名，却有夏之实。

首要证据当属西邑之谜。在殷墟出土的甲骨文中，西邑这个地名频繁出现于商王占卜记录。其中多则卜辞显示，历代商王对西邑怀有特殊的敬畏之心，常常举行隆重祭祀以安抚当地作祟的鬼神。耐人寻味的是，无论是传世典籍《尚书》，还是近年出土的战国竹简《清华简》，都不约而同地提到西邑夏这个称谓。例如《清华简·伊至》明确记载：自西翦西邑，戡其有夏，描述的是商汤重臣伊尹建议从西部包抄攻占西邑的战略；《尚书·太甲》也有惟尹躬先见于西邑夏的记载。从地理方位来看，先商时期商人主要活动于东部地区（如郑州王城岗遗址即为重要据点），而二里头遗址所在的夏都恰在其西，故称西邑实为合理。商人笃信鬼神，在灭亡西邑夏后持续祭祀其地，正是出于对前朝亡灵的敬畏心理。这种文献与考古的互证，有力说明甲骨文中的西邑就是夏朝都邑。

第二个关键证据来自杞国的历史传承。据《国语》《史记》等典籍记载，商汤灭夏后采取怀柔政策，将夏人后裔安置于杞地建立附庸国，以延续夏人宗庙。周代继续这一政策，周成王在成周之会时仍尊夏后为夏公，孔子为考据夏礼曾亲赴杞国调研。甲骨文中已发现六片提及杞侯或杞地的卜辞，时间跨度从武丁到帝辛时期。如武丁时期有丁酉卜，嗀贞，杞侯爇，弗其祸的占问记录；祖甲、帝辛征讨夷方返程时都有在杞的行程记载。这些连续性的记载证明杞国始终存在，且作为禹祀传承者的身份从未中断。考虑到古代神不歆非类的祭祀传统，若杞国非夏后裔，断不可能长期保持对夏祖的合法祭祀权。

第三个重要线索是土方的战争记录。在殷墟甲骨中，商朝与土方的战争记载异常频繁且规模浩大。郭沫若曾统计发现，相关战事记录多达两百余条，包括登人三千呼伐土方等大规模军事行动，最终由武丁亲征将其剿灭。而《诗经》《尚书》等文献中，土方常与大禹治水的事迹相关联，如禹敷下土方等表述。郭沫若、胡厚宣等学者通过音韵学考证，指出土与夏在古音中存在通假关系（土-杜-雅-夏），认为土方实为商人对夏遗民的称谓。这与《史记》记载的夏人北迁线索高度吻合，揭示出甲骨文中的土方很可能就是夏王朝的残余势力。

第四个证据来自鄫国（又称曾国）的考古发现。《国语》明确记载夏人后裔除杞国外还有姒姓鄫国。近年南阳方城八里桥遗址（二里头文化三期）的发掘，与甲骨文中立事于南...左从曾的记载形成时空对应。该遗址地处南北交通要冲，正是姒姓曾国初封地的理想位置。甲骨文中多次出现的曾国记载，与后来山东发现的姒姓曾国青铜器形成完整证据链，排除了姬姓曾国的可能性。 综观这些证据，虽然甲骨文未直书夏字，但通过西邑地理、杞鄫封国、土方征伐等记载，已构建起完整的夏朝证据体系。值得玩味的是，某些西方学者在承认《荷马史诗》特洛伊战争、将《圣经》记载作为历史依据的同时，却对中国传世文献采取截然不同的评判标准。这种学术上的双重标准，究竟是严谨治学的体现，还是文化偏见使然？当现代考古学遭遇上古文明研究时，如何在文献与实物的二重证据中取得平衡，确实是值得全球学界深思的命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