殷占堂 杨丽娟

小林宽澄是参加过抗战的日本籍老兵中，最后一个离世的。没错，在抗日战争中，有过上千名小林宽澄这样的日本籍战士，他们组成了一支特殊的国际主义队伍——在华日人反战同盟，他们被中国老百姓称为“日本八路”。

2015年，刚刚度过96岁生日的小林宽澄受邀登上天安门城楼，他胸前挂着“最好的生日礼物”——一枚“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章。纪念章在阳光下熠熠生辉，折射出跨越世纪的和平之光。

1940年，一纸征兵令击碎了小林宽澄原本平静的生活。这个身着僧衣的年轻人，被迫穿上军装，成为侵华日军的一名轻机枪手。而命运在山东牟平县（今山东省烟台市牟平区）再次发生了转折——被八路军俘虏后，中国共产党优待俘虏的政策与深入的思想教育，让他认清了侵略战争的本质。一番痛苦的思考后，他毅然加入八路军。

从战俘到反战同盟战士，从日籍八路军到中日友好的民间使者，小林宽澄用自己传奇的一生，见证了中国抗战的伟大胜利，诠释了人道主义的力量，也向世界揭露了日本侵华战争的历史真相。

2015年，时年96岁的小林宽澄受邀登上天安门城楼。

小林宽澄回国前全家留影，照片中的小娃娃就是“八四继承会”现任会长小林宪明。

小林宽澄用毛笔写下“呼唤和平，反对战争”。

从僧人到侵略兵

“我一下就意识到日本国内的宣传完全是假的……”

小林宽澄出生在一个和尚世家——是的，与传统佛教戒律不同，在日本，僧人可以结婚生子，寺庙如同私家产业，可以代代相传。身为住持的儿子，小林自幼便在晨钟暮鼓中浸润，跟着长辈学习文化典籍与佛教经文。19岁那年，他顺利通过僧侣资格考试，正式成为一名持证上岗的僧人。

若没有战争，这位日本青年或许会顺遂心愿，子承父业，在诵经声中度过普通僧人的一生。然而，日本发动的全面侵华战争，彻底碾碎了小林宽澄的平静生活。1940年，随着战争陷入胶着状态，日军兵员消耗巨大，国内的征兵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无论僧侣、教授，甚至青年学生，都难以逃脱被征召的命运。

当一纸征兵令送到小林宽澄手中时，他内心充满了抗拒。邻居们见他身形单薄，纷纷安慰说：“就你这虚弱的小身板，就算报名，体检也绝对通不过。”可没想到，长期营养不良的小林宽澄，不仅顺利通过了体检，还被评定为“甲种”合格。那一刻，他才后知后觉地意识到，所谓的“体检”不过是走走形式，日军的兵源早已枯竭到了捉襟见肘的境地。

就这样，在军国主义狂潮裹挟下，小林宽澄被迫脱下僧衣，穿上军装。1940年1月，一艘货轮载着满满一船的新兵，在波涛汹涌的海上颠簸了两天两夜，最终将他们送到了中国青岛的港口。

抵达青岛没几天，一个日本老兵就拍着这些新兵蛋子的肩膀警告，一定要小心，周围到处都是“敌人”，稍不留神就可能丢了小命。小林宽澄听着这话，脑海中不由浮现出国内无处不在的征兵宣传画——画上的中国一片祥和，宣传语告诉他们，战争即将结束，占领区“很安全、很和平”。可眼前所见，满目疮痍，别说安全和平，每个中国人眼中都燃烧着对侵略者的仇恨。

晚年的小林宽澄道出了当时的心声：“我一下就意识到日本国内的宣传完全是假的……”可彼时的他，只是被战争机器裹挟的一粒尘埃，已经无力挣脱这残酷的漩涡。短暂而仓促的军事训练后，昔日的僧人小林宽澄，身份变成了侵华日军的一名轻机枪手。

从自杀到觉醒

“从我被八路军俘虏的那天起，旧的我已不复存在，只有中国人民赋予新生的我——日本八路，这是我终身的骄傲。”

1941年6月，小林宽澄的人生迎来了戏剧性的转折点。在山东省牟平县的一次扫荡行动中，他所在的小队猝不及防地遭到八路军伏击。小队长见势不妙，当即带队仓皇撤退，只留下小林宽澄和弹药手白土利一殿后掩护。

山头上，八路军战士一批批冲下来，小林和白土利一根本无力招架，眼看着包围圈越缩越小，走投无路之际，白土利一选择了自杀。小林也抱着“殉国”的念头，坐在斜坡地上，将机枪紧紧抱在怀里，枪口对准自己的额头，艰难地抬起脚丫，用大脚趾去扣动扳机。可他没料到，脚下的沙土地松软异常，脚一蹬，沉重的枪托陷进沙土，枪口瞬间歪向一旁。只听“哒哒哒”几声脆响，子弹擦破了他的前额，鲜血顺着脸颊流下来，小林宽澄眼前一黑，晕了过去……没等他从昏迷中苏醒，八路军战士一拥而上，将他俘虏。

再次睁开眼时，小林宽澄有点儿恍惚——自己竟然躺在一副简陋的担架上，额头的伤口被细心地包上了绷带。“八路军不仅没杀我，反而为我治伤？”这个念头让他难以置信，可多年军国主义思想的浸淫，让他在震惊之余，脑袋里冒出的仍是根深蒂固的念头：“当了俘虏是奇耻大辱，必须自杀才成。”

于是，在路过一座小桥时，他猛地一个翻身，从担架上滚落河中。谁知，抬担架的八路军战士想也没想，纵身跃入水中，奋力将他从河里救了出来，然后温和而坚定地告诉他：“我们不杀俘虏，优待，优待。”

小林宽澄记得很清楚，那句“优待”是用流利的日语说出来的。八路军怎么会说日语？后来他才明白，优待俘虏是八路军一直坚守的政策。

早在1936年7月，毛泽东在接受斯诺采访时就明确表示：“被我们俘虏和解除武装的日军官兵将受到优待。我们不会杀死他们，而是会像兄弟那样对待他们。”1937年10月25日，他在与英国记者贝特兰谈话时再次强调：“我们仍然把被俘的日本士兵和某些被迫作战的下级干部给以宽大待遇，不加侮辱，不施责骂，向他们说明两国人民利益的一致，释放他们回去。有些不愿回去的，可在八路军服务。将来抗日战场上如果出现‘国际纵队’，他们即可加入这个军队，手执武器反对日本帝国主义。”

八路军总部还专门签发了《对日军俘虏政策问题》的命令，其中明确规定：一、对于被我俘虏之日军，不许杀掉，并须优待之；二、对于自动过来者，务须确保其生命之安全；三、在火线上负伤者，应依阶级友爱医治之；四、愿归故乡者，应给路费。

这样的优待政策，小林宽澄一开始觉得简直是天方夜谭，可事实却由不得他不信：夜幕降临时，他被抬进一座破旧的寺庙过夜。八路军特意找来医生，重新为他清创包扎，还帮他换上干净的衣服，端来热气腾腾的晚饭。

小林开始将信将疑，他改变了策略，表面上装作顺从，甚至主动要求学说中国话、学写中国字，心里却打着逃跑的算盘，只等时机成熟便溜之大吉。然而，在与八路军朝夕相处的日子里，目睹那些被日军烧毁的村庄，看到那些被侵略者杀害的村民，自幼诵读佛经的小林宽澄再也按捺不住内心的愧疚与不安：一个本该慈悲为怀的和尚，怎么能拿起武器，对着手无寸铁的老百姓扣动扳机呢？

更让他瞠目结舌的是，八路军里不论干部还是士兵，吃的是同样的粗粮，穿的是同样的补丁衣服，彼此间态度和蔼，亲如兄弟。这和日军内部的等级森严简直大相径庭，要知道，小林宽澄成为日本兵的第一课，就是被老兵用鞋底狠狠抽脸，抽到两边脸颊都肿了起来。而挨打的理由荒谬至极，仅仅因为他戴着眼镜，看起来“有些傲慢”。

一番痛苦的思想挣扎后，小林宽澄终于觉醒，他认识到了日本侵略军的罪恶。1941年9月18日，他毅然加入八路军，与小林清、布谷等日本战俘一起，成立了在华日人反战同盟胶东支部。许多年后，他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眼中仍闪烁着光芒：“从我被八路军俘虏的那天起，旧的我已不复存在，只有中国人民赋予新生的我——日本八路，这是我终身的骄傲。”

从战俘到反战“名人”

“喂，亲友诸君，我是日本军反战同盟的小林宽澄，群马县天台寺人，XX军队出身的，现在向你们讲一些事情，听听我的话吧！”

1942年的一天深夜，山东沂蒙山区的新泰县（今新泰市）土门村，离日军碉堡仅三四百米远的田埂上，一个穿着八路军军装的日本小伙，正紧紧握着一只简易铁皮喇叭。夜风吹动他的衣角，远处碉堡的探照灯不时扫过，他深吸一口气，用纯正的日语喊出了穿透夜色的声音：“喂，亲友诸君，我是日本军反战同盟的小林宽澄，群马县天台寺人，XX军队出身的，现在向你们讲一些事情，听听我的话吧！”

这位站在抗战最前线坚定发声的青年，正是小林宽澄。他将自己从被迫参战到被俘觉醒的经历，化作一声声恳切的劝说：放下武器，不要再为这场侵略战争卖命了。

寂静夜色中，小林宽澄的喊话清晰地传到了日军碉堡里。一开始，对方回以痛骂，小林不为所动，继续讲述战火下中日两国人民的苦难，回答他的是一阵机枪射击，子弹带着尖啸从他头顶掠过。

“快撤下来隐蔽！”喊话点距离敌人的碉堡太近了，即便是在夜里，中国战友也怕小林遭遇不测。小林却不愿放弃，手握喇叭越喊越起劲儿，最后竟对着碉堡唱起了日本民歌《樱花谣》。悠扬婉转的旋律在夜风中飘散，仿佛带着故乡的樱花香气，刚才还喧嚣的碉堡突然陷入了诡异的沉默——或许是那熟悉的乡音，暂时压下了军国主义的狂热，勾起了士兵们深埋心底的思乡之情。

喊完话，小林宽澄悄悄把“慰问袋”留在日军据点附近。这些由反战同盟精心设计的“慰问袋”，堪称射向敌人的“糖衣炮弹”：白色布袋子上印着一家三口共赏樱花的图案，里面装着烟卷、糖果，还有宣传第二次世界大战形势的小册子。

充满人情味的“慰问袋”，威力丝毫不逊于枪炮。它们没有立刻引来敌人的投降，却像春雨般悄悄浸润着麻木的心灵。时任新泰县龙廷区委书记的杨守先后来回忆，有一次派人打探军情，竟看到据点里的日军三三两两地分食袋中的糖果。小队长不在时，他们还偷偷传阅那些宣传册。在这样的宣传攻势下，从1943年到1945年，土门村的日军据点始终没有再出来扫荡。

小林宽澄所在的反战同盟胶东支部，只是“日本八路”反战斗争的一个缩影。在土门村的夜空下，在新泰县的山坳里，在胶东半岛的硝烟中，乃至在整个抗日前线，“小林宽澄们”喊出的反战声音，此起彼伏。

有数据记载，截至1945年8月日本投降时，反战同盟的盟员已达一千余人。反战同盟华北联合会的统计更能说明宣传的力量：1940年，在被俘的日本士兵中，自动投降者仅占7%；1942年，这一比例升至18%；到1943年，已高达48%。

只是，很多日本战俘加入八路军后，为保护家人在日本免遭迫害，选择了改名换姓，唯独小林宽澄一直沿用自己的真实姓名。或许正因此，频繁出现在喊话前线的他，很快成了日军那边的“名人”。

从前线到山洞

“如此的款待使我这样的一个普通日本人，而且过去是伤害过中国乡亲们的日本兵，从心底里感到惭愧和感动！”

1943年初夏，日军对鲁中八路军根据地展开疯狂大扫荡。八路军为了便于行动，部队化整为零，伤病员和特殊人员分批隐蔽到安全地带的老乡家中。小林宽澄作为反战同盟胶东支部的“名人”，自然在日军的“黑名单”上。为保护他的安全，部队把他转移到了沂蒙山区一位姓陈的武工队长家。

从反战前线来到“堡垒户”家，小林宽澄再次被中国百姓的赤诚深深震撼。他忘不了，热情的陈队长称呼他为“战友”，陈队长经常外出，难得回家一趟，每次回家，总是拉着他兴致盎然地讲解抗战形势。他忘不了，每天清晨还在睡梦中，推碾子的声音就吱扭吱扭地响起来，那是陈大嫂在用石磨做新鲜的豆浆。一日三餐，她总是变着花样给小林送到房间，烙饼卷大葱、玉米糁粥、炒菜、水饺、大包子的香味，直到晚年还让小林怀念不已。他更忘不了，陈家的小孩子轮流到村口放哨，就像小哨兵，默默为他筑起一道安全防线。

在陈家的一个多月，是战火中难得的安宁。陈家人护他安全的恩情，小林宽澄终生难忘：“如此的款待使我这样的一个普通日本人，而且过去是伤害过中国乡亲们的日本兵，从心底里感到惭愧和感动！”

随着扫荡日益加剧，小林又被转移到另一个“堡垒户”李义胜家。李家坐落在高高的丘陵上，站在村边向东南方向眺望，不远处的日军碉堡赫然在目，直线距离估计不过七八百米，就连敌人吹号的声音都能传入耳中。

初到村子，小林宽澄心里直打鼓，这么近的距离，真的安全吗？老李却拍着胸脯说，这叫“灯下黑”，越近越安全。他把小林藏在村外一个隐蔽的山洞里，铺好麦秸和席子，还准备了炕桌、油灯、茶壶茶碗。每天黄昏，老李悄悄送来热饭，偶尔还揣着一小壶酒和两碟小菜，陪他聊天解闷。

山洞里的日子，小林宽澄把感动化作了动力。他借着油灯昏黄的光，全神贯注地翻译艾思奇的《唯物史观》。他想把这本进步读物尽快翻译成日文，因为“这本书对我改变思想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我想让新来的日军俘虏们尽快阅读，对他们改造思想有益处”。

半个多月后，小林宽澄告别老李，重新回到八路军部队。烽火连天的岁月中，他与陈队长、老李渐渐失去了联系，这成了他心底挥之不去的牵挂。直到2010年，在中国友人和媒体的帮助下，91岁高龄的小林宽澄居然找到了两位恩人的后人。

站在老李坟前那一刻，白发苍苍的小林突然双膝跪地，老泪纵横。那深深一跪，跪的是烽火中舍命相护的恩情，跪的是曾身为侵略者的愧疚，更跪出了他余生致力于中日友好的坚定决心。

从共产党员到椰子会长

“我唯一的愿望就是把过去的历史告诉下一代，告诉我们的子孙。要更多的人知道，日中友好来之不易，要珍惜它、爱护它，切莫让历史的车轮倒转。”

日本投降后，小林宽澄并未立即回国，而是继续为反战事业贡献力量。1946年，他以翻译身份参加中国与受降日军的谈判；1947年，他奔赴东北，在解放战争的炮火中继续穿梭；不久，他又担任济南市人民政府外事办干部，帮助遣返战俘和日侨，在一次抗洪抢险中还立了三等功。

1946年2月20日，是刻在他生命里的重要一天。那天，时任山东军区政治部主任的舒同找到他，语气温和却郑重：“小林同志，你愿不愿意入党？”小林激动不已：“我是日本人，可以吗？”舒同握住他的手：“你是革命同志，完全可以申请入党，我来给你做入党介绍人。”曾经的侵华日本兵，就这样成为了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那份中文手写的入党申请书，整整写了三天，字里行间满是赤诚。

1953年，组织安排他前往内蒙古丰镇人民医院担任副院长。没人比他更清楚这看似突兀的安排里藏着的深意——反战同盟成员战后归国，必然会被日本当局严密监视。“把军人身份转为地方干部，能让他们放松警惕。”丰镇偏远闭塞，小林对医学一窍不通，他硬是从零学起，在医院里忙前忙后，甚至徒步前往各乡镇防疫站，帮助乡亲们解决困难。在丰镇工作三年，小林宽澄把这里当成了第二故乡。

1955年，小林宽澄终于踏上故土，可等待他的并非安宁。日本警察的秘密监视持续了整整半个世纪，找工作更是难上加难——尽管他中文流利、责任心强，但没有企业敢雇用这位“赤色分子”。他费尽心力，最终才在一家从事中日贸易的航运公司谋得一个翻译职位。

小林的生活并不宽裕，但他始终没有忘记中日友好，以实际行动反对战争，维护和平。退休后，他接过日本“椰子会”的接力棒，成为第三任会长。

椰子会，这个成立于1972年的组织，又名“日本八路军新四军战友会”。之所以叫“椰子”，是因为在日语中，“椰子”与“八四”读音相同，成员们始终坚信，自己是中国八路军、新四军这棵大树上结出的果实。他们创办了名为《友谊》的会报，每逢中国“八一”建军节和“十一”国庆节，都会郑重庆祝；面对日本右翼势力的横行，他们四处演讲、作报告，用亲历的真相揭露歪曲历史的谎言。

小林宽澄成为椰子会会长时，已是耄耋之年。他平日爱穿的T恤衫上，印着“为人民服务”的字样。在日本各地的反战演讲，他总把一句话挂在嘴边：“我唯一的愿望就是把过去的历史告诉下一代，告诉我们的子孙。要更多的人知道，日中友好来之不易，要珍惜它、爱护它，切莫让历史的车轮倒转。”有一次，名古屋市长否认南京大屠杀的言论传出，小林气得彻夜难眠，立即写下一封《猛省劝告书》，要求这个满口胡言的市长承认错误，向中国政府和人民道歉。

2008年5月12日，汶川地震，得知消息的小林宽澄立刻发出紧急募捐信。会员们都是依靠微薄养老金生活的老人，但他们二话没说，火速将钱汇到椰子会的账上。5月16日，小林宽澄乘地铁、换公交，把10万日元善款和给灾区人民的慰问信，亲自送到了中国驻日大使馆。

2015年9月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人民大会堂向30名抗战老战士老同志、抗战将领、为中国抗战胜利作出贡献的国际友人或其遗属代表，颁发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章，小林宽澄是30名代表中唯一的日本人。那天，恰好是小林宽澄96岁生日，他把这枚纪念章当作自己最高的荣誉，认为这是“最好的生日礼物”！

2019年1月16日，小林宽澄在东京安然离世，享年99岁。这位最后辞世的“日本八路”，用近一个世纪的生命历程，见证了中国抗战的伟大胜利，诠释了人道主义的力量，也向世界揭露了日本侵华战争的历史真相。

弥留之际，他最挂念的依然是中国，临终前写下的纸条上，有中国，有北京，有内蒙古。

如今，小林宽澄已经逝世6年，这些日本老八路的后代成立了“八四继承会”，现任会长是小林宪明。他是小林宽澄的长子，出生那年，正值中国第一部宪法颁布，于是，他得到了寄托着父亲满满希望的名字——大名“宪明”，小名“友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