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演义》是罗贯中所写的小说，而陈寿的《三国志》才是真正的史书，这一点毋庸置疑。因此，许多人一旦发现两者存在差异，便立刻将《三国演义》视为虚构，转而全盘接受《三国志》作为历史的唯一准绳。然而，问题的关键在于，《三国志》虽然是一部史书，但史书并不等于历史事实，它仅仅是对历史事件的记录，虽然尽力还原，但仍然受制于编写者的主观倾向。事实上，我们今天要探讨的正是《三国志》在叙述诸葛亮时的几个偏颇之处。

首先，陈寿编纂《三国志》时，已经生活在晋朝。晋朝的统治者是司马氏，而司马懿曾与诸葛亮进行过多次军事对抗。因此，作为晋朝的史官，陈寿在评价诸葛亮时，尤其是在涉及到与司马懿相关的军事事件时，显得小心翼翼。若是将诸葛亮屡次取得的军事胜利详细记录下来，便会使司马懿陷入被动，甚至丑化他，这显然不符合陈寿的立场。众所周知，司马懿及其后代以冷酷无情著称，尤其是司马懿策划的曹氏宗族诛灭案，及司马昭的种种罪行，这些在陈寿眼中无疑是敏感话题。因此，陈寿对诸葛亮的军事成就避而不谈，实际上是出于对司马氏利益的保护。

其次，陈寿与诸葛家族之间存在深厚的私人恩怨。虽然陈寿是晋朝人，但他原本是蜀汉的一名臣子。当时，蜀汉政权被司马氏统一后，陈寿才转投晋朝。在此过程中，陈寿与诸葛亮的家族产生了冲突，源自陈寿父亲与蜀汉将领马谡之间的矛盾。马谡因失街亭被诸葛亮处以极刑，而陈寿的父亲作为马谡的参军，也遭到了相应的处罚。虽然陈寿的父亲可能没有怨言，但陈寿却可能难以释怀。此外，陈寿出生的第二年，诸葛亮就去世了，但命运巧合的是，陈寿的顶头上司恰是诸葛亮的儿子诸葛瞻。两人曾发生过不愉快的遭遇，这使得陈寿在叙写诸葛亮时，带上了个人的偏见与情感色彩。

第三，益州本土势力与荆州集团的对立情绪。蜀汉的内部力量可以分为三大集团：荆州集团（以诸葛亮、魏延为代表），东州集团（李严、法正等人），以及益州本土势力（黄权、谯周等）。陈寿的背景是益州本土势力，他生长在此地，而他的老师谯周则是益州势力的代表人物。由于长期受到荆州集团的压制，陈寿对荆州集团，特别是诸葛亮心存不满。作为蜀汉的实际掌权者，诸葛亮自然成为了陈寿眼中不受待见的目标。对陈寿而言，诸葛亮的评价，必然带上了浓厚的地方色彩。

最后，陈寿的个人局限性也是不可忽视的因素。由于陈寿在蜀汉时期并未处于核心位置，且他的仕途并未与诸葛亮紧密相连，这使得他无法深刻理解诸葛亮做出的每个重大决策。以诸葛亮的北伐为例，这不仅是一次简单的军事进攻，更是一场战略性的防守，诸葛亮通过进攻来代替守势，避免了蜀汉的灭亡。在这种情况下，所谓的“奇谋”并非关键，保全实力才是重中之重。对于陈寿来说，他的视角有限，难以站在诸葛亮的高度，因此在评价诸葛亮时，难免简单地将其军事策略视为“短视的奇谋”，并作出偏颇的判断。

总结而言，陈寿在《三国志》中的评价并非完全公正客观，而是受到多方面的影响。无论是出于政治立场、个人恩怨，还是地方势力的偏见，陈寿的叙述都不能视为完全准确的历史记录。在阅读《三国志》时，我们应当保持警觉，理解它背后的复杂背景，而非一味地将其视为绝对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