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44年甲申之变发生时，时任大明辽东总兵吴三桂一举成为历史的中心人物。这一事件发生在内有大顺军迅速占领京师、外有清军虎视眈眈的危急时刻，吴三桂凭借手下五万精锐的关宁雄军，瞬间在天下的权力博弈中成为决定性的人物。无论是在中原的动荡，还是北方的压迫，吴三桂都深刻影响了国家的命运。最终，他选择了投降清朝，使得八旗军轻松打入中原腹地，而原本志在开创大顺基业的李自成，则在与清吴联军的战斗中接连败北，最终走向灭亡。

然而，吴三桂的罪行远非仅此一桩。首先，他带领清军南下，攻破关隘，最终抓捕并处决了永历帝。随后，他又起兵反叛，助乱全国，给中原带来了更多的灾难。朝鲜的史书记载，吴三桂的罪行甚至超过了李自成，称他为“天下万世之逆贼”，历史也将他永远钉在了耻辱的柱子上。诗人吴伟业的名句“恸哭六军俱缟素，冲冠一怒为红颜”更加生动地描绘了吴三桂投降清朝、放清军入关这一历史背叛的丑陋面目。

然而，近代的历史研究揭示了令人震惊的新证据，表明吴三桂并非这一历史事件的主谋，而仅仅是执行者。真正策划这一切的人，深藏在历史的阴影中，这个人便是佘一元。清朝的官方记载将佘一元描述为一名名不见经传的官员，任职礼部仪制司郎中，并主编了《山海关志》一书。但经过近代学者对地方史料的整理，特别是在秦皇岛发现的新证据，揭示了佘一元还担任山海关士绅的首领一职。

根据《关门举义诸公记》的记载，当吴三桂接到入援的命令时，他带领的军队仅五万人，却声称有十五万。当他得知京城已经沦陷时，急忙赶到山海关，召集当地士绅商议。值得注意的是，吴三桂这位指挥大军的总兵，居然会寻求地方士绅的帮助。这一奇怪的举动反映出当时的吴三桂已经陷入困境：他缺乏充足的军需，亦没有外援支持，必须依赖地方士绅的资源与支持。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佘一元领导的山海关士绅提出了两个关键的建议：一是请求清军进入中原，二是缓慢对待李自成的进军，为清军的入关争取时间。

为确保这一计划的顺利实施，佘一元和他的伙伴们分工明确，六名士绅南下诱骗李自成“缓兵”，而佘一元等五人则迎接了多尔衮的到来。吴三桂在权衡之后，决定接受士绅的建议，最终导致了清军的入关与李自成的败退。4月21日，李自成指挥六万大军抵达山海关并展开激战，眼看胜利在望，但到了次日早晨，清军却已兵临山海关城下。到4月23日清晨，清军大举进入山海关，李自成在未能料到清军的迅速介入后，只能匆忙撤退，最终败退回京。

李自成的败北，归根结底是因为他未能预见到清军的入关行动，且进军步伐缓慢。如果他能在几天前便发动进攻，占领山海关，那么历史的走向或许会有所不同。李自成的迟疑正中山海关士绅的下怀，他们成功地拖延了他的进攻，直到清军的大军已经深入。

虽然佘一元等山海关士绅促成了改变明清历史走向的山海关之变，但佘一元本人在编写《山海关志》时，居然完全没有提及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直到200多年后，程印古的九世侄程儒珍在整理家族旧资料时，才揭示了这些尘封的历史秘密。可以说，山海关士绅的主导作用不仅是明朝末年主流态度的体现，也说明了在历史的潮流中，许多关键人物的角色和责任往往被遗忘或隐瞒。

这场历史变局，最终不仅仅是清朝的胜利，更是一个充满政治算计与背叛的历史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