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年，慕生忠将军带领一支筑路队伍踏上了艰难的征程。他们来到了荒凉的戈壁滩，慕生忠将军坚定地拿起铁锹，插入这片无边无际的戈壁中，信心满满地宣告：“帐篷扎在哪，哪里就是格尔木！”当时，这片地区一望无际，荒草丛生，缺乏水源和电力，连鸟儿都不愿飞临。没有人理解他为什么如此自信，但正是这样一个几乎没人相信的决定，几十年后，这里竟然变成了中国最安全的城市，也成为全国唯一一座“兵城”。

那时，修建青藏公路的目标是打通通向西藏的生命线。原有的康藏公路过于险峻，几乎无法运输物资，也无法及时救援伤员。面对这个挑战，慕生忠做出了果断决定：从青海出发，走一条前人从未走过的路，穿越可可西里，直达拉萨。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前期派出了两批人用木轮大车探路，途中许多人因严寒失去手脚，但他们毫不退缩。慕生忠也亲自前往北京，与彭德怀连夜商谈，成功争取到了中央拨款30万元，解决了卡车和工具的短缺问题。

1954年春天，青藏公路正式动工。慕生忠带领1200名民工从格尔木出发，目标是拉萨。第一座桥架设在离出发点73公里的地方，桥架好后，他亲自驾车测试。没有现代化的机械设备，他们只能依靠人力、铁锹、炸药和绳索，在冰冻的土壤上钻孔、凿石、进行火攻。即便如此，他们仅用了7个月零4天，就完成了1200公里的青藏公路建设，创造了世界高原筑路的新纪录。

然而，这并不是最终的胜利，而是格尔木的真正起点。公路修通后，慕生忠并没有离开。他决定在这里建立一个永久的家园，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他带领大家从西宁湟源运输了14万株树苗，挖掘水渠，终于在戈壁滩上开垦出了27亩菜地。这里的萝卜竟然长得异常巨大，每根重达17斤。他们不仅建设了菜地，还建起了仓库、医院和第一座两层砖楼，被命名为“将军楼”。这些原本是参与筑路的军民，修完路本该回家，但他们选择留下，用简陋的工具，一点一滴将这片荒凉之地变成了一个能供人居住的城市。

1960年11月，国务院批准设立格尔木市，但此后它曾一度改为县级，直到1980年6月才恢复市制。设市后，格尔木的战略地位逐渐显现出来。它位于西藏的门户，紧邻新疆，且毗邻柴达木盐湖，东侧则能直通兰州。国家给它定下了明确的定位：“进藏咽喉、新疆要冲。”正值中苏关系紧张时期，三线建设全面启动，许多军工单位开始向内地迁移，格尔木成为了一个关键地区。

随之而来的是大量军队、兵站、军工厂、雷达站、导弹运输部队的驻扎，格尔木迅速形成了浓厚的军事氛围。走在街上，你会感受到军人的纪律性。小卖部老板的背后挂着部队番号，公交车司机常常是退伍军人，医院里的护士穿着军装，学校老师则是转业的军人。这座城市从上到下，都散发着一种军人气质，纪律、整齐、安静，甚至连街头的小争执都少见。这里被誉为中国最安全的城市，并不是因为治安特别好，而是因为大家都知道，这里随时都有部队驻扎，想要闹事的人得三思而后行。

进入80年代后，格尔木迎来了又一次命运的转折。1984年，青藏铁路西格段开通，格尔木成为了真正的交通枢纽。随着格库铁路的通车，城市的交通网络得到了全面打通，格尔木在地图上勾画出了一个巨大的“卡”字，东西南北全通。这些铁路并非普通的铁路，而是将格尔木与全国经济体系紧密相连的纽带。一旦铁路建成，资源可以流出，物资也能顺利流入。

格尔木的资源丰富程度令人惊叹。钾肥年产800万吨，居世界第四；金属镁年产10万吨，居全球首位；而锂矿的储量占全国总储量的67.1%，成为新能源产业的命脉。到2023年，格尔木的GDP已经达到了427.45亿元，人均GDP接近上海，这座城市看似不起眼，却成为了青藏高原经济的发动机。

格尔木的崛起不仅体现在经济数据上，城市的生态和民生也得到了显著改善。曾经的荒滩，如今绿意盎然。格尔木的绿地覆盖面积达到了950公顷，人均公园绿地15.48平方米，超过了许多一线城市。2022年，格尔木成为了国家海绵城市示范项目，投资了44.6亿元进行城市改造。大雨不再积水，风沙也大大减少，生活环境发生了显著变化。

在城市建设的同时，居民的安全感和幸福感也在不断提升。2023年，格尔木再度被评为“全国双拥模范城”，并且已连续十年获得此殊荣。这一切并非单纯依靠宣传，而是几十年来，军民融合、制度保障和社会治理的共同成果。

如今的格尔木，依然保留着“兵城”的底色。走进任何一家早餐店，老板可能是转业副营长；走进社区医院，医生或许曾是部队的军医；坐上公交车，司机习惯性地喊着“立正，靠右”。这种军人气质，是其他城市所无法复制的。

总的来说，格尔木的发展并非偶然，它并不是因天时地利而崛起，而是依靠一群无畏的筑路兵、军工人和一代又一代留下来的人。他们并不是因为这里的条件优越才留下，而是因为他们的奉献与坚持，才成就了这片曾经荒凉的土地。格尔木如今的坚韧与强大，正是这份“苦干”的精神所铸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