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读范仲淹“浊酒一杯家万里，燕然未勒归无计”，感受其戍边艰辛；看《杨家将》浴血抗辽、狄青征讨西夏，知其惨烈。但支撑前线“金戈铁马”的巨额军费从何而来？答案之一，竟藏在北宋皇家养象所的“门票”里！

当市民花几个铜板，争相围观东南亚进贡的珍稀大象表演跪拜、吼叫、驮人时，门票收入正涓涓流入国库。这些本该只在皇家典礼上露脸的“祥瑞”，被逼转型“卖艺”，成了特殊的“筹款大使”。

一边是边疆烽火与财政重压，一边是皇家动物园里的萌兽“营业”，北宋朝廷在困局中展现的务实与灵活，尽显于此。

仪仗以外的“副业”

御象的商业化表演

北宋皇家仪仗队中，来自东南亚的巨象可以说是皇家威严的象征。这些由占城、真腊等东南亚国家进贡的“祥瑞”大象，专司重大典礼仪仗。在宋朝隆重的典礼——南郊祭天大礼上，驯象的地位十分突出，戏分较重。在北宋熙宁六年（1073）的郊祀之前，宋神宗专门诏颁《南郊教象仪制》：

“所用转光旗十五，铜沙罗一，鼓十，乘骑人七，簇引旗鼓人三十一。排引日，选驯象六，在六引之前，行中道，分左右，各备鞍、莲花座、紫罗绣鞔、蕉盘、钤铎、杏叶络头。一人骑，四人簇引，并花脚乌巾、乘徘绝青樱桃锦络缝四衣，涂金双鹿带。一内侍押象，绣衣执挝。”

仪仗中有六象，另备用一象，称“副象”。围绕六象的有旗帜、锣鼓器乐，每象一人骑乘，四人在前引导，另有宦官一人穿绣衣执兵械担任主管。辽宁博物馆藏“北宋卤簿钟”上，即有驯象仪仗的图像。这意味着，作为仪仗的驯象队伍，本身还有一套仪仗，其中仅人员至少就有三十九人。而且单独制定、皇帝亲自颁布《南郊教象仪制》，其在典礼中的作用之大、地位之高可想而知。类似情况为后代继承，一直延续到清朝。

北宋卤簿钟。来源/辽宁省博物馆

但御象在担任皇家仪仗队的职责以外，其实也进行专门的娱乐表演，甚至收取相应的门票收入。北宋熙宁五年（1072）十月七日，一位名叫成寻的日本僧人，路过应天府养象所时，观看驯象表演，载入日记：

到象厩。一屋有三头象，东一屋有四头象。先见三头象，有饲象人教象，有外国僧等来见，可拜。第一象屈后二足，垂头拜踞。次教可称诺由，即出气、出声。高一丈二尺许，长一丈六尺许，鼻长六尺许，牙长七尺，曲向上，以鼻卷取刍食之。象师与钱五十文了。望第二象所，象师又乞钱，五文与了。拜诺同前，高一丈，长一丈三尺，有牙。次至第三象所，高长同第一象，拜诺同前，与钱同前。三象皆男象也。至四头屋，第一象高长同前，第一象拜诺、与钱同前，女象也。有左牙，一尺五寸许，右无牙。第二象无女象牙，拜诺、与钱如前。第三象，牡象也。高一丈三尺，长一丈七尺许，屈四足拜诺，声极高，人人大惊，三声出之，与钱同前。第四象，牡象也。与钱五文。后象师从牙登顶上，举牙，令登人，是希有事也。高一丈四尺许，长一丈八尺许，屈后二足，拜诺同前。皆黑象也。后二足付绳系也。

这七头驯象，日常为游客表演跪拜、唱喏、象牙载人等节目，均为有偿演出。成寻一行总共付费七次，大概是入场费五十文，每表演一次再交五文，凡六次三十文，共八十文钱。朝廷养象所显然又是皇家动物园和马戏团，毕竟充当仪仗的时间有限，有条件在大部分业余时间内通过表演赚钱。而且，这些大象是按照性别分屋饲养，例如“三头屋”为雄象、“四头屋”含雌象，可以看出宋人对大象的科学管理。

这种让尊贵的皇家仪仗象“屈尊”卖艺的做法，背后是北宋王朝沉重的财政包袱——“三冗”（冗兵、冗官、冗费）。庞大的军费、高昂的官俸、沉重的岁币，让国库常年吃紧。同时，传统的田赋、专卖收入捉襟见肘，朝廷必须绞尽脑汁开源。

北宋，钱纹镜。来源/故宫博物院

这种将皇家象征转化为商业资源的做法，可以说是北宋朝廷在财政压力下的一种尝试。随着疆域收缩和战事频发，传统的赋税收入难以填补军费窟窿，统治者不得不将目光投向皇家资产的“闲置价值”。养象所的日常开销本就由国库承担，而让大象在非仪仗时段进行表演，既能增加收入以补贴财政，又能让这些珍稀动物发挥额外作用，可谓一举两得。这种“以象创收”的模式，在当时或许面临着一些关于皇家体面的争议，但从实际效果来看，确为朝廷开辟了一条新的财源，也让普通市民有机会近距离接触到原本遥不可及的皇家“祥瑞”，在一定程度上拉近了皇家与民间的距离。而这种务实的经济思维，也为后来南宋时期皇家园林等资源的商业化利用提供了早期的借鉴。

动物园创收

玉津园与公共开放的财政潜力

宋人，除了可以在应天府养象所看到贡象的娱乐表演外，还可以在“动物园”定期参观它们以及其他奇珍异兽。以东京玉津园为例，作为著名的动物园，东京玉津园饲养着犀牛、孔雀、驯象等动物。据《玉海》载：

“（北宋）乾德五年八月，有象自岭南来，至都城外获之。其后吴越、广南、交州继献驯象四十五头，于南熏门外玉津园东北置养象所，作驯象旗。”

乾德五年（967），一头野生象从岭南北迁至北宋都城开封，被官方捕获。吴越、广南、交州等南方政权为示臣服，接连进贡45头驯象，显示北宋对南方的政治影响力。朝廷在南薰门外的玉津园东北处设立了养象所，并创制了用于仪仗的旗帜“驯象旗”。

宋，蟠蛇纹尊。来源/故宫博物院

北宋大中祥符五年（1012），宋真宗正式下诏：

“诏诸国狮子、驯象、奇兽列于外苑，谕群臣就苑中游宴。”

玉津园就变成了汇集诸国狮子、大象、灵犀等海外奇兽的皇家宠物乐园。而且每年三四月份，玉津园还对所有人开放，洪迈《夷坚志》写道：

“大观中，宿州士人钱君兄弟游上庠。方春月，待试，因休暇出游玉津园。”

钱君兄弟还在待试，暂无功名在身，此时应当是一般的市民身份，可见宋代平民也可以到玉津园内观赏这些奇珍异兽，这些大象、狮子就成了大宋百姓也可以参观的“宠物”，与此同时，玉津园也从皇家兽苑转向公共空间。

如果只是说到饲养各种奇珍动物的皇家园林，实际上可以追溯到商朝，商纣建造的沙丘苑台、周文王修建的灵囿等园林。但是，宋代“玉津园”有别于前者的一点，则是前面提到的，它在每年三四月份会对所有人开放，其中体现的“公共性”与我们现在所提到的“动物园”更有相似之处，在某种意义上，宋代“玉津园”已经具备现代动物园的雏形。

商纣王的影视形象。来源/影视剧《封神》

其实，包括“玉津园”在内的宋代园林，无论是皇家园林还是私人园林，都有对市民开放的传统，这使得宋代园林从某种程度上成了宋代市民的“公园”。每年三月，春暖花开时节，各个私家园林打开院门迎接往来市民游玩，史料记载，司马光的独乐园是时人春游必到之处，看园的园丁曾将收得门票钱数千交予司马光，司马光坚辞不受。除了私家园林，每年皇家园林也会开园供市民游玩，如金明池、琼林苑、玉津园等。据《东京梦华录》卷七记载：

“三月一日，州西顺天门外开金明池、球林苑，每日教习车驾上池仪范，虽禁从，士庶许纵赏，御史台有榜不得弹劾。”

大象精。来源/影视剧《西游记》

虽然史料中未明确记载玉津园收取门票的具体数额，但从私家园林如独乐园园丁能收得数千门票钱来看，皇家园林凭借其珍稀的动物资源和独特的皇家背景，在开放期间所产生的经济效益应该不容小觑。市民入园观赏奇珍异兽，除了可能直接支付的“入园费”，园内或许还存在售卖饮食、玩具等周边商品的摊位，这些收入也能为朝廷带来额外的财政补充。例如南宋临安预演象仪时：

“又命象院教前导朱旗，以二金三鼓为节，各有幞头紫衣蛮奴乘之，手执短钁，旋转跪起，悉如人意。” ——《武林旧事》

“御街观者如堵。市井扑卖土木粉捏妆彩小象儿，并纸画者，外郡人市去，为土宜遗送。” ——《梦粱录》

两地的商人们利用这个商机，开发销售彩塑小象或驯象图画，作为都城的特产被外地游客买走，当作礼品馈送亲友。

这种将皇家禁地适度向公众开放并从中获取收益的方式，打破了以往皇家资源的封闭性，属于北宋朝廷有别于前朝的一种创新尝试。这种做法与御象的商业化表演一脉相承，都是在财政重压下，对皇家资源进行商业化开发的具体体现，共同构成了北宋朝廷独特的“经济智慧”。

宋，象尊。来源/故宫博物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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