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皇帝》这部剧给观众留下了深刻印象，尤其是剧中描述雍正能够顺利继承康熙帝的皇位。很多人认为，这一切要归功于雍正身边的一位聪明谋士——邬思道。然而，若我们深入研究历史，就会发现这个角色并非像剧中所描绘的那样重要。实际上，邬思道这个人物很少出现在主流历史记载中，只在一些冷门的史料中能够找到他的踪迹。更为关键的是，邬思道其实长期是田文镜的谋士，而与雍正的唯一关联，可能仅仅是雍正曾随口问过田文镜一句“师爷安否？”这其中的联系显得尤为微弱。

一些历史学者提出的观点是，剧中的邬思道其实可能是雍正曾经的奴才——戴铎。需要澄清的是，在清代，“奴才”并非贬义词，而是一种亲切的称谓。特别是在当时，非满族的官员若想在皇帝面前自称“奴才”，是非常少见的。因此，戴铎作为一位曾在雍正身边侍奉的人员，他的角色值得进一步关注。

戴铎最初作为雍正的奴才，后来获得外放做官的机会。然而，正史对他的记载非常简略，几乎没有太多详细资料。那为什么一些学者会认为他是剧中邬思道的原型呢？这个猜测的依据其实来源于戴铎的一些历史文献，尤其是他在雍正面前递交的十封奏折，这些奏折被称为“戴铎十启”，其中包含了一些值得深思的内容。

1716年，当康熙帝仅剩六年寿命时，已经外放的戴铎曾写信给雍正。在信中，除了涉及一些日常琐事外，戴铎特别提到遇到了一位“言辞奇特”的道士，令他十分震动。雍正回信表示对这位道士的言辞感兴趣，并要求戴铎进一步提供详细信息。戴铎随即回信称，道士赠予雍正一个“万”字。雍正对此感到十分高兴，回信语气温和，甚至表示安慰。这两封信件的内容暗示，戴铎可能已经察觉到雍正有觊觎皇位的意图，并且他可能也在暗中寻找支持雍正的依据。

然而，这些信件并没有揭示出戴铎具有像邬思道那样的政治谋略。在“戴铎十启”中，真正显示出戴铎政治智慧的是一封近乎“隆中对”式的信件。信中，他给雍正提出了三点关键建议：

首先，戴铎建议雍正如何处理与康熙帝的关系。戴铎指出，雍正既要表现出忠诚与孝心，又要避免过于高调地展示自己，避免引起康熙帝的疑虑。虽然康熙帝是一位明君，但随着年老体衰，他仍然会担心皇位的继承问题。因此，雍正需要保持低调，并在此基础上展现出自己的能力，而不能放弃争取皇位的机会。

其次，戴铎提到如何应对已经成为竞争对手的兄弟们。当时，雍正的兄弟们中很多人都对皇位充满渴望，戴铎建议雍正与兄弟们保持表面上的和谐，避免过早暴露自己的意图，甚至要让他们感受不到威胁。此外，他特别强调要联合一切能够支持自己的力量，确保自己在竞争中占据有利地位。

最后，戴铎提出要如何构建自己的势力。雍正的竞争不仅仅依赖于言辞和策略，更需要强大的支持力量。他建议雍正要提拔和培养自己的亲信，建立起一支忠诚的队伍，这样在关键时刻才能够获得有力的支持，确保在皇位继承的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这些建议，几乎与《雍正皇帝》中邬思道的策略如出一辙：保持低调、避免过早暴露目标、团结盟友、培养自己的势力。这些策略帮助雍正顺利继位，令人不禁猜测剧中的邬思道，可能正是历史中的戴铎。

然而，这种推测并非绝对事实。在“戴铎十启”中，除了一封充满谋略的信件，其他大多数信件的内容平淡无奇，甚至有些令人失望。戴铎在信中还提出了调职的请求，尤其是希望能调往军方，这一要求在当时显得不合时宜，甚至可能暴露了雍正的雄心，带来不必要的麻烦。更令人诧异的是，当雍正登基后，戴铎竟然将自己与雍正的往来信件展示给年羹尧看，这种做法显然与一个深谙权谋之道的智者形象不符。

此外，虽然有历史证据表明雍正确实继承了皇位，但关于继位的细节仍然存在争议。有学者认为，雍正可能利用权力制造了所谓的“诏书”来为自己的继位提供合法性支持。从雍正登基后对敏感信息的删改来看，整个过程可能并不像表面上所表现的那样干净。

因此，如果戴铎真的是那个精明的“邬思道”，那么他为何会做出如此不智的举动？更为重要的是，既然雍正有如此高明的谋士，为什么没有重用戴铎？毕竟，历史上像道衍和尚那样帮助朱棣夺位的谋士，朱棣登基后可是给予了极大的重用。而戴铎，似乎一直未能获得雍正的充分信任和任用。

总之，尽管戴铎在“隆中对”中的谋略看似具备眼光，但若我们仔细分析他后期的“戴铎十启”，可以发现其中的智慧逐渐显得平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