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西方学者判断“西亚黍”有6000年，西亚是黍的原产地。欧洲黍有4500年，由西亚传播过去的。但本世纪中外联合检测发现，所谓“西亚黍”和“欧洲黍”竟然都“诡异”的被高估了1500年以上，实际只有4500年和3000年，都远晚于中国，真相是中国黍先后西传到西亚、欧洲等。

问题在于：上述两个断代重大失误到底是偶然的“误判”，还是别有用心的“误判”？这一点注定难有答案，但纵观过去西方考古，往往有一个奇怪的问题，就是一旦与中国相关，那么西方学者就容易做出“误判”，不信再看以下几个案例。

首先，中华文明西来说

1894年，西方学者拉克伯里出版《中国上古文明的西方起源》一书，整本书几乎都在“臆测”，比如说“公元前2282年，两河流域的国王Nakhunte（黄帝）率领巴克族（百姓的转音）从迦勒底亚出发，翻越昆仑山，历经艰险，来到了中国西北部的黄河上游。此后，巴克族四处征伐，传播文明，最终奠定了中国历史的基础”，这就是“中国人种西来说”。

1921年，不知道安特生有意错误断代，还是真的错误断代，反正连续离谱“误判”中国遗址年代，于是“证明”了“中国彩陶西来”，进而“论证”了“中华文明西来说”。文明都是西来的，人种都是西来的，这对于当时的中国人自信心之打击可想而知。

虽然当时不少国人相信“西方学者的重大论断”，但也有不少中国学者不相信这一点，于是通过考古推翻了中华文明西来说，比如山东城子崖遗址的文化演变连续、且早于所谓的“公元前2282年”。与此同时，仰韶遗址、齐家文化断代问题也被纠正。至于新中国后的考古，早就以无可辩驳的考古证据推翻了中华文明西来说。

值得一谈的是，如今尽管中华文明西来说已被事实推翻，但部分西方学者并不甘心，仍推销楔形文字是甲骨文起源、三星堆文明源自域外等论调，最终目的还是推销中华文明是西来的。

其次，二十四节气的起源

上文谈到的“中国人种西来说”，其中所谓证据之一就是二十四节气。书中，拉克伯里认为中国和古巴比伦文明都使用24节气。也就是说，当时西方认为24节气源于西亚两河流域。

这里有一个诡异现象，就是如果你搜“泥板文书中有没有记录24节气”，现在搜不到的相关内容，即没有证据表明泥板文书记载了24节气。既然如此，为何拉克伯里会说中国和古巴比伦文明都使用24节气？原因见下。

所谓24节气，其实对应的中国气候特征，只能起源于中国。说两河流域孕育出24节气，这肯定是虚构的谎言。因此，这是一个明显漏洞，于是后来西方学者慢慢就不谈24节气起源了。当然，更重要的是中国出土了24节气相关证据链。

24节气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慢慢发展出来的。6500年前的濮阳西水坡遗址表明，当时已知二分二至；4100多年前的陶寺遗址，根据考古复原，当时已知20个节气。最终，周朝时期出现24节气，但正式确立应该是在秦汉。

在这种情况下，西方自然不敢再说24节气源于古巴比伦，也不谈古巴比伦有24节气了。因为再谈下去的话，那么古巴比伦为何有24节气，岂不是古巴比伦文明源自东方中国？西方文明是古巴比伦文明的子文明，那么岂不变成中华文明的孙文明？

关于证据链或演化链，还有一些动摇了西方叙事，比如齿轮起源。陶寺遗址出土“齿轮”，春秋战国出土齿轮等，中国拥有相对完整的发明运用基础和齿轮演化链。

第三，水稻起源问题

1882年，西方学者“羞答答”的否定中国水稻起源，瑞士植物学家阿方斯在《栽培植物的起源》中说水稻在神农时代已是五谷之一，因此最早栽培水稻的国度必是中国，但又指出印度发现很多野生水稻，兼之欧洲各国语言中的水稻词语根源于梵语vrīhi，故而印度才是水稻起源地。

但当时西方连中国夏商王朝都不承认，还承认“神农”？因此，阿方斯这么谈水稻起源，就当时西方对中国历史认识来说，只是“羞答答”的否定中国水稻起源。20世纪，欧洲学者在没有实地调查中国野生水稻的情况下，认为印度野生水稻品种较多，于是水稻起源于印度成为主流观点。

尽管中国学者丁颖发现大量野生水稻，且指出汉朝书中已分黏的“秔”（jīng）与不黏的“稴”（lián）两种水稻（就是籼稻和粳稻）。随后，丁颖发表论文《谷类名实考》，指出无论古书记载还是按照欧洲理论，中国都是水稻起源地。

但没什么用，西方人不认可。之后，日本农学家加藤茂苞随后“发现”籼稻与粳稻之别，将籼稻称为“印度稻”，把粳稻称为“日本稻”，并发表论文将之正式命名。虽然加藤茂苞的论文抄袭了中国古书中的分类，且没什么根据称为“印度稻”和“日本稻”，但西方学者却认可了。

虽然无论是中国考古、古书记载，还是中国野生水稻种类、水稻遗传研究等，都证明了水稻源于中国，但如今国际上水稻命名依然是“印度稻”和“日本稻”。

有人会说，生物的国际命名规则就是那样，没必要有怨言。但问题是：一方面国际命名规则是谁定的，如何执行的？一方面“命名规则”这种“程序”重要，还是“是非”重要？连是非都不尊重，西方强调的所谓程序有什么意义？当然，程序正义和是非之间的关系很复杂，但肯定是非更重要。

问题在于：一旦涉及中国之时，西方考古就会屡屡“误判”、屡屡犯错，其中原因是什么呢？更让人难免联想，既然在中国历史上屡屡“误判”，那么西方在古埃及、苏美尔、古希腊、古罗马等有没有“误判”呢？总不至于只在中国屡判屡误，在其他地方就会变得英明神武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