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为了加强南京军区的领导班子建设，上级决定调任一些干部到新的职务中，其中决定将邓家泰调任军区的参谋长。这个决定在军区内部引发了一些波动，尤其是在邓家泰即将被调动之前，总政治部向政委廖汉生询问了他的意见。值得注意的是，廖汉生与邓家泰同属土改时期的红二军团，并且在抗日战争期间共事于120师，以及在解放战争时期的一野中建立了深厚的友谊。按理说，这样的调动应该受到欢迎，但廖汉生却出乎意料地表示：“能不能不来。”这样截然不同的态度，让总政治部的相关领导感到困惑。

邓家泰的军事生涯可以追溯到1920年代。他出生于红二军团，并在1931年，贺龙领导部队攻克荆门之际，以年轻的学生身份积极投身于军中。彼时，许多有文化的人倾向于选择从事政治和宣传工作，而非直接参与前线的战斗。这种选择并非偶然，部队在打赢战争的同时，同样需要实施红军政策，动员更多的普通劳动者参与到革命事业中来，增强队伍的整体实力。许多后来的军事将领都因表现出色而转向政工岗位，例如杨勇、邓华、杨成武、钟伟和丁盛等。邓家泰在这样的背景下，从事了宣传员、文书等职务。在抗日战争期间，他担任了120师358旅的通讯参谋和作战科长，甚至在大青山地区开展了多年的游击战斗。

到了解放时期，邓家泰被调任至第三纵队，担任副参谋长和后来的参谋长。随着时代的变化，他逐渐从步兵转向了装甲兵，担任了装甲兵副参谋长和参谋长。长期以来，他都在许光达的身边工作，解放后也顺势调入了装甲兵部门。然而，在1960年代中后期，由于运动的影响，他被下放到安徽，担任生产建设兵团的副司令员。这样的经历使他慢慢形成了更加深刻的军事和政治见解。

1975年，邓家泰终于迎来了重新担任大军区级职务的机会。安徽的生产建设兵团归属于南京军区的管辖，而邓家泰曾在这里担任装甲兵的参谋长，因此他被准备调回南京军区担任参谋长。为了了解廖汉生的态度，总政治部再次征询他的意见。意外的是，廖汉生的态度依然是“能不能不来”。这种反应背后，实际上隐藏着他对人事调动的深思熟虑，尤其是因为他害怕被指责为拉帮结派。

在政治运动中，派性问题一向被视为需要消除的障碍。只有打破派性，才能保持大团结，确保部队的稳定。而且，廖汉生刚刚接手军区工作，调来老战友共同管理办事，很容易被猜测为拉山头。虽然他在首次会上表明，不会在军区内部制造派系，但面对身边不断涌入的熟人，为了避免误解与传言，他心中难免有些顾虑。

实际上，总政治部在对于邓家泰的调动问题上，早已有了自己的决定，向廖汉生咨询意见，可能只是一种程序上的要求。最终，总政治部的负责人宣告已经做出了最终决定。不仅邓家泰被调动，连一野出身的张希钦也被调往南京军区，老一辈的战友和熟悉的部队层层聚拢在一起。这一系列的职务调整使得局势变得更为复杂，邓家泰在工作中需要更加谨慎，以公正客观的态度处理各种事务，确保彼此之间的合作得以顺利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