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二战结束后，中国作为战胜国，依据《波茨坦公告》，以及1945年中美签署的《中国驻日占领军备忘录》，拥有在日本爱知县、静冈县、三重县等战略要地驻军的合法权利。这一权利源于国际社会对战败国日本的处置共识，具有明确的法律效力。

当时的盟国计划分区占领日本：美国控制本州岛，英国管辖九州岛，苏联进驻北海道，而中国掌管四国岛，东京与大阪则计划由中美共同管理。四国岛扼守濑户内海咽喉，控制此地等于掌控了日本的西南命脉，尤其是对日本的能源通道形成了战略钳制。

然而，这一权利最终却未能实现。直接原因是中国国内局势的剧变。1946年，国民政府原计划派遣第67师进驻名古屋，先遣部队都已经在当地升起中国国旗了，但随后不久，国内内战全面爆发，该部队被紧急调往华东战场，最终被解放军歼灭。

但是我们最终没有在日本驻军，主要还是因为当时的国力衰弱。当年的国民政府军队，缺乏跨海投送的能力，后勤保障也难以维持；并且当时美国明确拒绝替我国承担驻军费用，国民政府无力支撑这样的经济负担。而在国际层面，虽说当时四个国家都有权在日本驻军，但是随着冷战的展开和国际博弈的一番较量之下，美国很快就垄断了对日的管制权，我国的驻军权利也就慢慢不了了之了。

掌握大权的美国随即对日本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造，他们通过解散日军、限制军工、推行和平宪法等手段消除了日本的军事威胁，同时还推行了土地改革，解散了财阀，重构了日本的经济体系。这些措施虽然削弱了日本的军国主义基础，但其本质是将日本并入美国的战略轨道，为东亚的冷战格局埋下伏笔。

到了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按理说我们应该继承《波茨坦公告》所赋予的权益，但美国主导的旧金山和会，单方面废止了分区占领方案，拒绝新中国参与对日条约谈判，使中国无法行使驻军权。

而到了现在，我国没有选择重启驻军权，主要是出于三重考量：

首先，未经当事国允许的强制驻军，与我国所倡导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相冲突，不符合我国一贯在国际上展示的大国形象；

其次，中日两国的年贸易额超过了3000亿美元，产业链深度交融，军事对峙将冲击共同的利益基础；

第三，从实际的威慑效果来看，我们没必要向日本驻军，在军事层面，我国海军已经实现在西太平洋的常态化巡航，火箭军可以覆盖日本全境，而从经济层面看，我国的稀土出口管制、水产品禁令等手段均可精准反制日本的挑衅，其效果远超象征性的驻军。

对于如今的我国而言，保留《波茨坦公告》的驻军权，实际上是在红线问题上留下一层屏障，倘若日本继续在台海南海等问题上突破红线，中国随时可以合理合法的启动驻军程序，而到了那个时候，我们所要做的，只是等待一个迷路的中国士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