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国的统一过程通常被认为与两个重要因素紧密相关——商鞅变法和“奋六世之余烈”。然而，许多人常常只关注商鞅变法的深远影响，而忽视了“奋六世之余烈”的重要性。这种片面看法显然是局限的，事实上，“奋六世之余烈”在历史上的作用可能要更为深远。

北魏自398年拓跋珪即位为帝，到476年冯太后掌握最高权力，几乎经过了整整八十年的历史。这段时间同样可以视作“奋六世之余烈”。从拓跋珪到冯太后，这六代帝王和重要人物几乎每一代都有极为显著的历史贡献。拓跋珪、拓跋嗣、拓跋焘、拓跋浚、拓跋弘、冯太后（拓跋宏），正好形成了六世，而这六代几乎每一位人物都为国家的建设和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回顾北魏历代统治者的功业，我们能更加清晰地看到这段历史的演进。首先，第一代领导人拓跋珪可谓开疆拓土，确立了北魏的基本版图，并重新构建了政治结构。他推动了“离散诸部，分土定居”的改革，创造了平城京畿的政治特区。此外，拓跋珪还成功整合了包括匈奴、柔然、丁零和东夷等各民族，形成了代人集团，并对爵位制度进行了改革，从而进一步加强了集团的凝聚力。值得注意的是，他不仅清除了外戚干政的威胁，甚至亲手逼死了自己的母亲，以及他同样威胁到政权稳定的弟弟拓拔仪。这一系列果敢的举措为“父死子继”制度奠定了基础。

第二代领导人拓跋嗣则接过了父亲的接力棒，成功解决了北魏的继承权问题。他通过提前让太子监国来巩固了“父死子继”的政治制度，为后来的北魏政权稳定奠定了基础。

拓跋焘作为第三代的领导人，继续扩展领土，宣扬国威，打击北方的敌对势力，统一了北境，并通过设立边疆军镇来加强对物资输送的控制。他还成功地吞并了北凉，并完成了汉化改革，为国家的长期发展提供了人才支持。

拓跋浚作为第四代领导人，虽然前期曾做了8年的傀儡，但这段时间实际上也有助于北魏的休养生息。最后五年，拓跋浚重新掌握政权，致力于恢复国家的稳定和加强国力，取得了显著成果。

第五代领导人拓跋弘在与冯太后的权力博弈中表现得相当有策略，借助外部局势的变化，他成功地扩展了北魏的疆域，尤其是占领了刘宋的山东和淮北地区，这对北魏的战略格局产生了深远影响。

到了第六代的冯太后（拓跋宏）时，北魏迎来了真正意义上的汉化改革，这是北魏历史上的一大转折点。

冯太后继承了北魏的统治，开始了大规模的社会政治改革，特别是针对文化、行政和社会制度的改革。这一过程遵循了“定基调、大框架、分阶段、试运行、找漏洞、勤修补、成体系”的思路，逐步调整并完善了国家的治理体系。北魏当时的疆域不断扩大，代人集团的综合素质也有所提高，但其内部的文化和制度建设仍然存在较大问题，尤其在胡汉融合的方面进展缓慢，南北之间的差异非常明显。

北魏的统治模式虽经过长时间的摸索，但始终未能彻底建立一个成熟稳定的政权模式，主要原因是未能完全理解和掌握汉政权所需的三个核心要素——礼乐制度、编户齐民以及信仰融合。礼乐制度是缓解社会矛盾的润滑剂，编户齐民则是社会稳定和税收管理的基础，而信仰融入则能增强社会的凝聚力和思想共识。

举个例子，编户齐民的问题就显得尤为重要。税收是国家财政的主要来源，而税收依赖于人口和土地的清晰管理。尽管北魏的国力不断增强，但由于缺乏清晰的人口和土地账目，税收征收依然非常粗放。例如，在拓跋嗣时期，征收的标准是每户50石军粮，而到了拓跋弘时期，标准依然未作调整，导致新增加的土地和人口被严重低估，税收管理出现了严重的问题。

然而，北魏当时的权力结构并未能有效解决这个问题。作为外来政权，北魏缺乏本土势力的支持，许多地区的真实情况不得而知。地方官员可能会通过报假数字来隐瞒人口和土地的实际情况，导致中央政府在税收上失去了对实际情况的控制。而国家面对的是一个复杂且难以管理的局面。

冯太后时期的改革是北魏走向成熟的重要一步。她从中央到地方都进行了精细的改革，逐步完成了对汉族士人的吸纳，并且通过打破旧有的政治生态，为后来的汉化改革铺平了道路。冯太后不仅严格治理，惩罚贪官污吏，还为自己的改革奠定了政治和经济基础，确保了北魏的长治久安。

冯太后的汉化改革涵盖了多方面，从重新审定律法、强化中央集权、清理腐败，到重新规范宗教活动、整顿社会礼仪。她的改革成为了北魏历史上一个关键的转折点，为之后的国家稳定和繁荣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冯太后无疑是中国历史上为数不多的杰出女性政治家之一。她的改革不仅改变了北魏的命运，也为中国历史上的政权更替和社会变革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与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