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晋的百年历史，贯穿始终的政治现象便是“门阀政治”。这在中国历史中独树一帜，标志着一个极其特殊的政权形态。此时的皇权渐行渐远，宗室、外戚以及宦官等曾经依附于皇权的势力也几乎没有实质性的影响力，而国家的实际控制权则牢牢掌握在高级士族的手中。在这种形势下，政权的更替由这些士族轮流掌握，维持着国家政局的平衡与稳定。然而，这一政治形态对于皇权来说，无疑是一种羞辱与无奈的象征，毕竟自古以来，皇帝的地位应当至高无上。

东晋为何会诞生如此特殊的政权结构呢？根本原因其实还是源于司马懿父子权谋夺位、篡位的历史遗毒，他们的行为极大地削弱了皇权的威信。司马家的政权虽然是通过篡位夺得，但他们对国家的管理并不精明，西晋的短命便是最好的证明。西晋在建立不久后便陷入了“八王之乱”，这一场内乱几乎将国力抽空，导致了北方的大半中国落入胡人之手。司马睿于公元307年南渡至建康，试图填补江东的权力空白，这一选择类似于后来蒋中正迁台之举——为的是在动乱中为自己寻找一处安身立命之地。

然而，司马睿的家族背景并不强大，他仅是司马懿的曾孙，且血统上并非出自司马师或司马昭的直系，因此在司马家族中地位并不突出。再者，江东地理上离东吴灭国尚不足三十年，民众对于“晋”这一政权并无太高的认同度，江东士族对他也缺乏信任。一个既缺乏实权又缺乏威望的领导者，如何能在一片民风彪悍的江东立足呢？司马睿初到建康时，甚至连江东的士族都没有给他基本的礼貌，长达一个多月，士族们对他几乎完全无视。

此时的江东还未完全归顺，政治与民众心理更接近于汉末的割据势力，个体利益大于国家大义。大部分江东士族关注的仅仅是自己的家园是否安全，只要外部的冲击未到，他们更倾向于保持中立和自保，至于国家的动荡，似乎和他们无关。然而，尽管江东士族的本能反应是独善其身，但随着时间推移，三次大规模的江东乱局——如石冰、陈敏、钱璯等人引发的动乱，最终按下了江东百年动乱的总开关。

此时的江东士族开始意识到，保卫家园的根本手段是联手合作。最直接的方式便是与司马睿所在的中央政权合作，借助他名义上的中央政权，以此对抗外部的威胁。由于司马睿的政权名不见经传，士族们自然不会给予他太多实质性的支持，因此，他们将自己的力量、资源和司马睿政权进行交换：他们提供支持，司马睿则利用其“合法”身份来规范那些迷失的北方流民。

然而，这种权力交换的复杂性要求司马睿具备高超的统筹能力，这一点他并不具备。所幸，他得到了王导的帮助。王导出身于琅玡王氏，这个家族在士族圈内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王导的支持为司马睿提供了建立起一定影响力的机会。王导的政治手腕让司马睿获得了北方士族和流民的支持，逐渐建立了一个微妙的平衡局面，江东士族的既得利益得到了保障，司马睿得以在江东生根发芽。

尽管这一政治局面在短期内保持了平衡，但这种脆弱的平衡很难持久。随着时间的推移，王敦借助司马睿政权的权威性崭露头角，并逐步掌控了江东的军事与政治大权。他通过借助本地将领的力量，完成了对长江中游地区的掌控，并成功挤压了其他本土军阀，最终完全独揽荆州的有利地位。在王导的内部支持下，琅玡王氏一步步占据了东晋上层的权力。

然而，王敦的独裁野心最终导致了与皇权的冲突，他发起了第二次兴兵作乱，试图一统天下。对此，士族集团群起而反，甚至包括王家内部的一些人，也认为王敦过于膨胀。门阀之间的潜规则是：即使是顶级士族，也不能让某一大家族独占权力。最终，王敦的篡位野心失败，东晋维持了门阀共治的格局。

尽管王敦未能最终掌握政权，但他的一系列举措暴露了门阀政治的内在危机。权力的传承并非总是依赖血统，而是更侧重于能力的传承。在王敦死后，东晋的门阀政治逐渐进入尾声，谢家与桓家共治江东，进入了和平共处的局面。然而，随着桓温的去世，门阀政治也迎来了终结。桓温未能实现称帝梦想，但却借助自己的手段极大地扩展了自己的势力范围。

东晋的门阀政治，在经过长时间的波动后终于迎来了一个相对平稳的局面。但其内在的问题依然没有得到根本解决。士族大族逐渐陷入了内耗，而以陶侃、桓温等为代表的实干型人物开始崭露头角，他们意识到单纯的门第传承已经无法确保政权的稳定，必须依靠真正的才能来维持权力的延续。因此，东晋的门阀政治走向了一个荒诞而悲凉的结局，最后的真正赢家，依然是那些能确实管理政权的实干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