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孝友忠信，恭俭正直，居处有法，动作有礼。”《宋史》中的寥寥数语勾勒出一位近乎完美的士大夫形象。司马光——砸缸救友的天才少年，《资治通鉴》的旷世作者，王安石变法的坚定反对者——这些标签化的认知在赵冬梅教授《宽容与执拗：迂夫司马光和北宋政治》一书中被彻底打破。

翻开书页，一位在矛盾中挣扎的真实人物向我们走来：他生活简朴到“食不敢常有肉，衣不敢有纯帛”，却在政治理念上固执得令皇帝都无可奈何；他在洛阳十五年远离朝堂著书立说，晚年却拖着病体为王朝存续作最后努力；他反对王安石变法被斥为保守，内心却怀着对国家整体利益的深切关怀。

1086年，北宋政坛上演了一幕令人唏嘘的历史剧：五月，锐意改革的王安石病逝；三个月后，坚决反对变法的司马光也随他而去。两位君子以不同方式联手破坏了他们共同珍视的宽容政治，留给后人一个千年之问：为何最纯粹的理想主义者，最终成了宽容政治的掘墓人？

被误读的“保守派”：司马光的多面人生

司马光成长于仁宗朝的黄金时代。那时的大宋，名臣辈出，政治氛围相对宽容。在父母爱护、亲友照顾的良好家风熏陶下，年轻的司马光形成了以平和为本的处世哲学。二十岁踏入仕途的他，先后服侍仁宗、英宗、神宗、哲宗四位皇帝，从地方官吏逐步升至宰相高位，在北宋官场奋斗了整整四十八年。

“迂夫”的真面目。时人常以“迂腐”评价司马光，但细察其生平，这位“迂夫”实则是坚守原则的理想主义者。苏轼在《司马温公行状》中写道：“论公之德，至于感人心，动天地，巍巍如此。”这种道德力量源自他对“礼”的终身践行——在司马光看来，礼不仅是行为规范，更是平衡朝廷与百姓利益、建立和谐统治秩序的关键。他劝谏皇帝时据理力争的“执拗”，正是这种信念的外化。

节俭背后的士大夫精神。当同时代的官员沉醉于汴京的繁华时，司马光过着近乎苦行僧般的生活。有十五年时间，他远离首都，在洛阳专事《资治通鉴》的编修，粗茶淡饭，布衣简居。这种自我约束并非做作，而是他理解的士大夫责任——唯有自身清正，才有资格为民请命。百姓对他的爱戴，正是因为他“时时事事，要把老百姓的疾苦放在心上”。

双星陨落：司马光与王安石的悲剧对决

北宋中期的改革之争，本质上是两位君子对救国路径的不同选择。王安石认为北宋已“病入膏肓要猛药快治”，司马光则坚持“正因为北宋病得不轻，所以更要保守治疗”。两种理念的碰撞，最终撕裂了北宋政坛的宽容氛围。

理想主义者的道德困境。青年王安石曾言：“时然而然，众人也；己然而然，君子也。”——随波逐流是普通人，坚持独立判断才是君子。这种精神追求上，司马光与王安石完全一致。他们都拒绝迎合潮流，坚守自己的政治理想。

然而正是这种道德坚持，使他们无法在治国方略上达成妥协。司马光反对王安石变法，并非反对变革本身，而是担忧急功近利的改革会动摇国本，伤及百姓。

宽容政治的消亡。王安石主持变法时，为推行效率而排除异见；司马光掌权后，又尽废新法。两位君子都以“为民请命”的名义，将对方政策全盘否定。赵冬梅教授指出：“司马光受到最好的教育、享有最优的资源，但缺少人情冷暖的历练，养成严重的道德洁癖，最终造就了个人的悲剧，也加剧了时代的悲剧。”当政治失去容纳不同声音的空间，宽容便让位于分裂，北宋的国运也由此转向。

《资治通鉴》：历史深处的宽容课堂

远离汴京的十五年，司马光在洛阳完成了中国史学巨著《资治通鉴》。这部耗时十九年的巨著，表面看是历史事件的编年记录，实则是司马光为君臣提供的治国教科书。书中暗含着他的政治理想——一种基于历史经验的宽容治理之道。

以史为鉴的治理智慧。

《资治通鉴》的史学成就“像是摆在人们眼前的一颗珍珠、一枚琥珀，真实美好”。司马光通过对历史事件的筛选与评述，委婉表达了对当时朝政的看法。书中强调“兼听则明，偏信则暗”，正是对王安石变法时期排斥异见做法的反思。在司马光看来，问题的解决始于承认问题存在，而承认问题存在始于发现问题，要想发现问题，“就必须打开下情上通之路，以开放的态度面对批评。”

历史编纂中的宽容哲学。

尽管在政治斗争中表现执拗，司马光在历史书写中却展现出难得的宽容。《资治通鉴》对历代王朝兴衰的客观分析，对失败者的公允评价，都体现了超越个人立场的史学精神。这种书写本身就是一种宽容实践——承认历史的复杂性，尊重不同处境下人物的选择。当现实政治陷入僵局时，司马光在历史研究中找到了表达政治理想的另一种途径。

北宋困局的现代回响：宽容为何如此艰难？

司马光所处的北宋中期，是中国帝制时代儒家政治发展的巅峰。赵冬梅教授提醒我们：“帝制时期儒家政治的最好成绩，皇帝制度是我们认识那个时代的最大前提。”在这种制度下，皇帝既是国家象征的“抽象的皇帝”，又是宝座上的“具体的皇帝”，二者间的张力构成了北宋政治的基本矛盾。

恐惧：不宽容的根源。

房龙在经典著作《宽容》中指出：“人类在不同时期被赋予了不同的恐惧，对于恐惧被赋予了不同的排解方式，而各种方式的一个共通之处就是不宽容。”北宋士大夫的恐惧源于对国家分裂、民生凋敝的历史记忆。王安石恐惧国家积贫积弱而求速变，司马光恐惧激进改革引发社会动荡而主缓进。两种恐惧都源于责任感，却在实践中演变为互不相容。

道德高地的代价。

司马光一生追求道德完美，这成就了他的个人品格，却限制了政治智慧。书中精辟指出：“一个政治家要想让理想照进现实，首先要认识这些‘灰色地带’，然后掌握与‘灰色地带’相处的艺术。”当司马光坚持“非黑即白”的原则时，实际上关闭了政治妥协的大门。这种道德洁癖在个人是美德，在政治家却可能成为治国理政的障碍。

家族协作的士大夫养成。

科举制度下的士大夫培养是一个系统工程。《宽容与执拗》揭示出：“科举是个高投入、高风险、高回报的生意，必须整个家族几代人分工合作。”司马光的历史地位，正是司马家族齐心协力近百年接力托举的结果。这种精英培养机制既保障了士大夫阶层的素质，也强化了他们的阶层意识，使他们在面对社会变革时，难以真正理解不同群体的利益诉求。

千年之问：今天我们如何面对“宽容与执拗”？

司马光逝世已近千年，但他面临的困境依然困扰着现代社会。房龙对宽容的经典定义至今发人深省：“宽容即允许别人自由行动或判断；耐心而毫无偏见地容忍与自己的观点或公认的观点不一致的意见。”这种宽容精神，在当今社会仍是稀缺品。

平衡的艺术。

《宽容与执拗》的价值在于它没有简单美化或批判司马光，而是展示了历史人物的复杂性。司马光式的执拗在维护原则时不可或缺，但过度坚持又可能导致固步自封。真正的智慧在于把握平衡——在宽容与原则之间，在变革与稳定之间，找到那个微妙的平衡点。如书中所言：“无论历史看上去离你有多么遥远，但历史上的人与你头顶的是同一片天空，脚踏的是同一片土地。”

走出非此即彼的思维陷阱。

北宋改革之争的最大悲剧，是将改革路径的选择变成了非此即彼的对立。司马光与王安石都犯了同样的错误：认为只有自己的方案才能救国。赵冬梅教授指出：“包括司马光在内，欧阳修、苏轼、苏辙与王安石他们变法派，其实对宋王朝的拳拳之心是一样的，只不过他们当中有的主张激烈，有的想要温和改革。”这种认知的缺失，使北宋错失了融合两种改革智慧的机会。

宽容政治的现实启示。

司马光政治理想的核心理念是“在朝廷和老百姓之间求得和谐，建立平衡的统治秩序”。这种平衡思维对现代治理仍有启示意义。在多元社会中，不同群体的利益诉求必然存在差异甚至冲突。宽容政治不是无原则的妥协，而是通过制度化的方式，让不同声音得到表达，不同利益得到平衡，在动态中寻求最大公约数。

走在洛阳古城的石板路上，司马光或许未曾想到，他埋首编纂的《资治通鉴》会穿越千年时光，成为中华民族的精神财富；更不会想到他与王安石的政治争论，会成为后世反复咀嚼的历史教训。

两位君子殊途同归的悲剧背后，是一个至今未解的治理难题：如何在坚持原则与包容异见之间找到平衡点？

历史的回音壁上，司马光的执拗与宽容依然在对话。当现代人面对分歧时，这位北宋老人用一生书写的启示或许很简单：比立场更重要的是格局，比正确更重要的是包容，比输赢更重要的是共存的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