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在庐山创办的军官训练团，最初的目的是为了提升中央军中下级军官的作战能力。然而，随着国民党围剿中央红军接连失利，蒋介石痛定思痛，总结出失败的教训。他认为中共能够成功，靠的是团结一致、搞阶级斗争，而参与围剿红军的各地军阀，不仅作战能力参差不齐，而且大多素质堪忧，缺乏大局观。他们经常坐山观虎斗、保存实力，导致无法集中力量并给红军各个击破的机会。因此，蒋介石决定扩大庐山军官训练团的招生范围，命令各地军阀派遣骨干力量参加，目标是将这些地方军阀的力量统一协调。

据《陈诚回忆录》记载，军官训练团被认为是第五次围剿成功的关键因素之一。通过这次训练，军阀们的诸多不良习气得到了大幅度的改善。第五次围剿红军开始后，国民党迅速贯彻“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方针，强化了部队的政治纪律，尤其是“断绝自私，撇开小我”的精神，树立了围剿必胜的信心。虽然陈诚对自己在这次战役中的贡献大肆宣扬，但真实的情况是，庐山军官训练团更像是一个招安纳降的基地，陈诚趁机吸纳了不少地方军阀的骨干力量，积攒了大量的支持者。

然而，庐山军官训练团并不只有陈诚让人忌惮。更为让各地军阀感到头疼的是，来自中央军的年轻军官，他们凭借中央军的身份，仗势欺人，对参加培训的军官指手画脚，稍有不如意，便给对方使绊子。这些在地方无法无天的“土大王”，在庐山训练团中被狠狠整治，许多人被迫服从。

然而，在众多不满的军官中，依然不乏“侠肝义胆”的人物。例如，韩复榘麾下的手枪旅旅长吴化成，便是其中之一。吴化成与陈诚的新投靠者万耀煌产生了矛盾。万耀煌是国民党二十五军的军长，在西安事变期间，曾与蒋介石、陈诚等人共同被扣押，可谓是“患难与共”。正是因为此，万耀煌在国民党内部地位一度攀升。这一次，他被邀请到庐山参加培训，并担任大队长一职。

万耀煌有着丰富的革命经历，曾参与辛亥革命，资历甚老，因此国民党内部不少人都对他非常尊敬。正因为如此，万耀煌对自己在庐山的地位自信满满，认为自己应该是培训中的主导力量，他不断向学员灌输“三民主义”的思想，甚至豪言，如果他带一个团，能顶得上一个师。万耀煌的言辞不仅让同学们感到不满，还惹得大家对他愈加反感。尽管如此，万耀煌依然未能察觉到已经失去人心，继续在培训中高高在上。

在这些并不顺心的日子里，吴化成与一些军阀联合起来，准备给万耀煌一点“颜色”看看。吴化成，原是北洋军阀曹万顺的部下，国民革命军北伐时，协调促成曹万顺部投降，后来逐渐在军中升职。与陈诚的关系不好，吴化成因此有机会以此事作为报复的手段。

吴化成曾投降国民党之后，官职不断升迁，最后成为手枪旅的旅长。对于万耀煌的行为，吴化成很不满意，他看到万耀煌自以为是，便决定让他出个洋相。于是，吴化成带领一些军官开始捉弄万耀煌。有一天，万耀煌的队员们竟然没有按时升旗，导致他在全体面前非常尴尬。回到宿舍时，他发现队员们正在洗脸、刷牙，甚至口中还嘟囔着感谢万耀煌教会了他们如何重视卫生。这一举动令万耀煌气急败坏，但依然无计可施。

接下来的几天，类似的事情接连发生，万耀煌几乎被捉弄得无地自容。最终，他打听到这背后是吴化成在策划捣乱。虽然万耀煌愤怒，但由于吴化成的哥哥在陈诚身边有一定的影响力，他也不敢直接动手反击。万耀煌决定找王耀武求助，借王耀武的关系解决这场危机。王耀武作为五十一师的师长，答应了万耀煌的请求，并利用自己与陈诚的关系，在庐山上解决了这一问题。

然而，这次事件的背景并不简单，王耀武来庐山不仅仅是为了参与培训，更有一件更为重要的事情要处理。国民党计划整编60个师，而王耀武通过何应钦和陈诚的关系，争取到了一个装备名额。因为日军的侵略威胁迫在眉睫，王耀武急需新的装备。这批装备将直接影响到王耀武的战斗力，因此他对这批装备充满期待。

在与陈诚的关系处理方面，王耀武最终决定在庐山利用培训的机会与陈诚打好关系，希望获得更多支持。就在这时，卢沟桥事变爆发，抗战全面爆发，庐山训练团的计划也随之打乱。王耀武、万耀煌等人纷纷准备返回自己的部队，而吴化东在这个关键时刻又向王耀武提出了一个非常复杂的政治问题——戴笠此行上山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