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第九兵团正式成立，宋时轮被任命为司令员。这个决定引发了广泛的争议，许多人认为这一选择存在诸多疑问，甚至可以说是不太合适的。尤其是当第九兵团进入朝鲜作战，在长津湖战役中遭遇了重大损失，宋时轮作为司令员，承担着不可推卸的责任，后果也因此更加严重。

面对这样的结果，许多人不禁质疑，宋时轮是否真的适合担任这一职务？或者说，他是不是最合适的人选呢？

在华东野战军中，有多个纵队，每个纵队的实力和作用也各有不同。尽管这些纵队的数量不少，但其中的主力部队明显更为重要。粟裕在指挥作战时，总是依赖最为得力的几支纵队，其中一纵、四纵和六纵是他最为倚重的核心部队。

这三支纵队无疑是华东野战军的精英，具备了强大的战斗力。特别是六纵，在王必成的指挥下，不仅在莱芜战役中表现突出，在孟良崮战役中同样取得了辉煌成绩。王必成的表现可谓是立下了赫赫战功，直接决定了这些关键性战役的胜利。

王必成被誉为“王老虎”，他攻势如猛虎下山，凶猛果断，永不留情，完全体现了粟裕兵法的精髓。而与他相较，宋时轮则更擅长防守，并有“排炮不动，必是十纵”的说法，体现了他的作战风格。

两位纵队司令员的表现差异显著，王必成的六纵无疑要比宋时轮的十纵更为出色。既然如此，为什么宋时轮能够当上兵团司令员，而王必成却无法担此重任呢？

首先，我们要从资历角度来分析。宋时轮的资历相较于王必成有明显优势，他比王必成年长五岁，且入党时间也早了三年。宋时轮是黄埔五期的毕业生，而王必成则出身于大别山，是一位从底层一步步奋斗起来的将领。

在长征过程中，宋时轮跟随中央红军走完了整条艰难的路线，期间他不仅是一名战士，还担任了红30军的军长，并在刘志丹牺牲后接任红28军军长，晋升为正军级将领。而王必成则是随红四方面军参与了长征，他最高曾担任副师长。抗日战争期间，宋时轮是八路军的早期团长之一，而王必成则稍晚些才成为新四军的团长。

因此，单从资历上看，宋时轮的经验无疑要更为丰富。

但资历并非唯一标准，山头背景也起到了关键作用。第三野战军的前身就是华东野战军，后者由两大部分组成：一部分是由陈毅领导的山东野战军，另一部分是由粟裕领导的华中野战军。粟裕性格谦逊，尽管他在革命历史中的地位崇高，但与陈毅相比，他的背景略显逊色。于是，在两大野战军合并后，粟裕甘愿担任副职，并提议将华中野战军的将领安排为副职，山东野战军的将领则担任正职。

例如，山东野战军的政治部主任唐亮被任命为华东野战军的政治部主任，而华中野战军的政治部主任钟期光则只能屈居副主任一职。这种安排无疑让粟裕的老部下们在职务上有所吃亏。在第三野战军成立后，四大兵团的司令员中，只有叶飞是粟裕的亲信，其他三位司令员——王建安、陈士榘和宋时轮——则是陈毅山东野战军的将领。

因此，从某种角度来说，王必成的升迁也被这种“山头文化”所限制。王必成无疑是一个非常有才干的将领，但他的资历较浅，且缺乏足够的支持，使得他未能在这场权力的竞争中脱颖而出。

当抗美援朝战争爆发时，宋时轮率领第九兵团进入朝鲜作战。然而，由于准备不足，兵团在恶劣的环境中遭遇了重大的损失，许多战士在严寒中冻死或受伤，责任自然落在了宋时轮的肩上。这次失败让宋时轮备受指责，也为他的军事生涯带来了巨大的阴影。

回国后，宋时轮不再担任作战指挥职务，而是转任军事院校工作。与此同时，王建安接替了宋时轮的位置，担任第九兵团司令员，而王必成则担任副司令员。不过，由于王建安身体不佳，实际上的指挥工作还是由王必成承担。

然而，王必成来到朝鲜时，战局已经没有了太大的变化，许多重要的战斗已不再有机会进行。如果早些时候由王必成指挥第九兵团，或许损失就不会如此惨重。

自朝鲜战场归来后，王必成继续在大军区担任要职，他先后担任了南京军区副司令员、昆明军区司令员以及武汉军区司令员，逐渐赢得了军委的重用和认可。

（参考书籍：《虎将王必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