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道互黜，两度交锋

刘彻被立为太子不久，朝中发生了一件大事——儒家大师辕固生同黄老道家著名学者黄生当朝辩论政治上极其敏感的“汤武革命”论。这事大大刺激了少年刘彻，使他如梦方醒，眼界大开。

嬴政专任法家，“举措暴众，用刑太极”。汉初“黄老政治”是为矫嬴政之枉。黄老之学是汉初“显学”，主要有老子的《道德经》和战国田齐“稷下先生”创造的“黄帝”之学。刘邦龙兴的楚地本有老子之学传统，黄帝之学在齐燕一带广为流传，“乐臣公学黄帝、老子，其本师号曰‘河上丈人’，不知其所出。‘河上丈人’教安期生，安期生教毛翕公，毛翕公教乐瑕公，乐瑕公教乐臣公，乐臣公教盖公。盖公教于齐高密、胶西，为曹相国师”。黄老之学以老子道论融入“黄帝”之学，吸收法家成分，“道表法里”，比较适合汉初经济状况的皇权体制。

汉初萧何为政简易。曹参曾用黄老术，“相齐九年，齐国安集，大称贤相”。惠帝二年萧何卒，曹参为汉相，“举事无所变更，一遵萧何约束”，为政清静无为，百姓颂曰：“萧何为法，顜若画一，曹参代之，守而勿失，载其清净，民以宁一。”史称“萧规曹随”。

惠帝朝除秦《挟书律》，但并未鼓励解放思想，开展新一轮“百家争鸣”。“清静无为”，不鼓励思想理论界再交锋。民欲就学，以吏为师，学习法律文书。诸子百家都以“私学”形式授受，未入官学，虽设“博士”之职，备员而已，博士弟子私学传授，不吃皇粮。

刘汉开国以来，军功老臣多不读书。文帝虽一度萌发过用儒术的打算，终因政局原因放弃了，儒臣贾谊受官僚集团排挤，无以实施其治国方略。除黄老道家外，其他学派在官方没有多少市场：“汉初，黄老之学极盛。君如文、景，宫阃如窦太后，宗室如刘德，将相如曹参、陈平，名臣如张良、汲黯、郑当时、直不疑、班嗣，处士如盖公、邓章、王生、黄子、杨王孙、安丘望之等皆宗之。”如黄生治黄老之学，太史公司马谈就曾向他学过“道论”。窦太后一再干预朝政，《史记·儒林列传》载：“窦太后好黄帝、老子言，帝及太子、诸窦不得不读《黄帝》《老子》，尊其术。”从“不得不读”句看，大约景帝读黄、老不甚由衷。

景帝的精神向导晁错初学申商刑名，后从济南伏生学儒家经典《尚书》，懂儒学。有人私下议论太子刘启太“愚”，不甚谙世事，容易上当受骗。晁错上书文帝，陈说太子读书，最要紧的是要弄懂弄通“术数”，要会用“心术”——玩弄权术，运用灵活的政治手腕处理政务：

人臣之议或曰皇太子亡以知事为（不懂事务）也。臣之愚，诚以为不然。窃观上世之君，不能奉其宗庙而劫杀于其臣者，皆不知术数者也。皇太子所读书多矣，而未深知术数者，不问书说也。夫多诵而不知其说，所谓劳苦而不为功。臣窃观皇太子材智高奇，驭射伎艺过人绝远，然于术数未有所守者，以陛下为心也。窃愿陛下幸择圣人之术可用今世者，以赐皇太子，因时使太子陈明于前。惟陛下裁察。

晁错学兼儒道名法，精研“数术”。“数术”是融《易》“数”与道“术”为一体的内学功夫。伏生讲授《尚书》时必有精解，称为解经的“传说”。晁错得伏生真传，用以说文帝。文帝深以为然，于是拜晁错为太子家令，号为“智囊”。刘启不仅懂儒经，还能深入到“术数”层次，得《尚书》“书说”的精髓。刘启只是迫于母亲窦氏的压力，才要太子精读黄老道家之学。刘彻虽在老祖母督促下“不得不”下功夫熟读，内心仍旁有所骛。不过，“儒术”与“道术”都是统治术，有相通之处。不能说刘启、刘彻父子反对道家，他们只是不满窦太后的专权跋扈，对刘汉政权形成威胁。景帝用晁错之策，削平“七国之乱”；为太子设“少傅”，任用儒者王臧；召集辕固生、董仲舒等儒学大师为博士，开课授业，说明景帝朝儒学已出现复苏迹象：

伏生者，济南人也。故为秦博士。孝文帝时，欲求能治《尚书》者，天下无有，乃闻伏生能治……教于齐鲁之间。学者由是颇能言《尚书》，诸山东大师无不涉《尚书》以教矣。

韩生者，燕人也。孝文帝时为博士，景帝时为常山王太傅。韩生推《诗》之意而为《内外传》数万言，其语颇与齐鲁间殊，然其归一也……自是之后，而燕赵间言《诗》者由韩生。

清河王太傅辕固生者，齐人也。以治《诗》，孝景时为博士。

董仲舒，广川人也。以治《春秋》，孝景时为博士。下帷讲诵，弟子传以久次相受业……学士皆师尊之。

景帝朝虽用黄老之学，但未排斥儒学。此时黄老之学已不适应西汉帝国发展的需要。“七国之乱”后，景帝更迫切地感到了这一点。景帝让儒—道两派辩论“君道”，这并非纯学术的清谈，而是出于加强中央集权的需要，欲打破万马齐喑的沉闷。辩题是“汤武革命”，一个极敏感的题目。黄生说汤武夺天下是篡弑。辕固反驳说：桀纣虐乱，民心归汤武，民心即天命，故汤武之立本身已经就是受命了。黄生反驳说：“冠虽敝，必加于首；履虽新，必关于足……桀纣虽失道，然君上也；汤武虽圣，臣下也。夫主有失行，臣下不能正言匡过以尊天子，反因过而诛之，代立践南面，非弑而何也？”辕固生驳其说：“必若所云，是高帝代秦即天子之位，非邪？”话题涉及君主权力更替问题，不便再说了。景帝只好以“食肉不食马肝，不为不知味。言学者无言汤武受命，不为愚”，调解两家的争论，终于不了了之，史称“是后学者莫敢明受命放杀者”。总之，有关儒家学说的“汤武革命”理论与刘汉皇朝兴起的实际间的关系问题并未能充分展开，亦未讲述清楚。

“汤武革命”论在刘氏夺得天下之前可以用来唤起民众，反抗嬴政的暴政。但是，夺取政权以后的道理该怎么讲？这显然是儒学理论面临的一大难题。汉初以来，儒道几度交锋：高祖朝叔孙通、陆贾，文帝朝贾谊，景帝朝晁错、袁盎等，代表了儒家对政治的渗透。但一则汉帝国中央政权虚弱，二则儒学本身尚不能完全适应皇权政治需要，所以，在理论界不可能占据统治地位。如果说汉初黄老政治中最初偏重老子之道的话，那么景武之际则更注重讲论霸道集权的黄帝之学。黄生的辩术犀利老辣，抛出尊君抑臣的“破帽新鞋”论，有意问难辕固，引诱他犯“政治错误”。辕固用“天命”→“受命”→“革命”逻辑构造儒家历史观的主轴。这种观点包含了原始民主主义遗存、孟子主张反抗“暴君污吏”、扫除独夫民贼，墨家“尚同”“尚贤”回归为《礼运》“大同”说、君主选举制的“禅让”说、“选贤与能”说等等，具有强烈的理想主义、古代空想社会主义色彩。孔子裔孙孔鲋携带礼器，投身陈胜、吴广起义，正是这类思想起了主导作用。刘氏夺天下能利用“革命”论，但天下已归自己时“革命”还有什么用呢？辕固未能讲清楚革命与改革的关系，所以尚不能为景帝认同。这暴露出儒学理论体系作为统治思想还有不周延之处。幸亏辕固机智地举出高祖代秦为“革命”论辩护，双方才算打了个平手，景帝不得不用“马肝”说把这场争论含混过去，使其仅限于学术范围之内，不复深究政治责任。这场辩论成了儒学发展史中思想和理论上的分水岭：至少有三个人已经注意到这次“儒道互黜”的严重性。他们是：太子刘彻、儒学博士董仲舒和窦太后。

刘氏家族没有高贵的谱牒，甚至连高祖之父太上皇的名讳都未传下来。那么刘氏凭什么道理掌权呢？刘彻领悟出“天命”→“受命”→“革命”论关系到刘汉天下是否具有天授地位的意义。自己如何做皇帝？怎样迎接历史的挑战？汉朝是发展为强大的帝国，还是放任自流，由涣散走向崩溃？他把自己沉溺浸湮于这一巨大的“问题情景”之中，终日玄思而难以自拔。

一代儒宗董仲舒意识到汉帝国的精神支柱要重新建立起来。儒学面临危机，儒学不为统治者重视就难以传播发展，若不审时度势改造重构，夫子庙的香火就要断了。“天降大任于是人”，圣学的复兴要在自己手中完成。从此，他不再亲自讲学，而由弟子按辈分以次代讲，自己“三年不窥园”，无人见其面，抓紧时间著书立说，完成新儒学的改造。

窦太后虽已失明，政治嗅觉却格外敏锐，朝廷内外风吹草动立即会触动她敏感的末梢神经。她侍奉过吕后，宫廷内的刀光剑影早已司空见惯，她特别留意对景帝的羁縻和对皇权的控驭。在她看来，儒者们“文多质少”，华而不实。什么学术辩论，不过是掩盖王氏家族争夺权力的表面文章。辕固生居然敢宣传“汤武革命”，胆子不小，她要亲自过问。她召辕固生入宫，问《老子》。辕固说《老子》不过是“家人言”罢了。太后盛怒，反问：“安得司空城旦书乎（难道还不如罪隶之书吗）？”辕固所谓“家人言”，是一语双关——不仅在评论《道德经》，更是讥讽亟亟欲染指最高权力的窦氏外戚集团。窦太后当即还以颜色，称儒学为“司空城旦书”。“家人言”“司空城旦书”都是当时市井俗语。“家人言”乃相对“国人言”“天下人言”而发。辕固此形容道家学说眼界过于狭窄，自私自利，小家子气，不足以治国平天下。窦氏则用“司空城旦书”来讥讽儒士只不过是隶属于司空的国家刑徒奴隶，用秦代的《挟书律》威胁辕固。这已经不是学术争论，而是儒者被皇权压抑多年的积怨与窦氏欲置思想异端于死地的政治迫害了。窦太后让辕固进猪圈与野猪搏斗，景帝不忍，递给辕固利剑，刺死野猪。太后没有理由再加罪名，只得罢手。辕固当然熟悉《道德经》，但这次对手不是学者，而是握有生杀予夺之权的窦太后，是无可回避的政治迫害。在生死面前，辕固表现了真正儒者的独立人格。窦太后恼羞成怒，欲使辕固畏惧钳口，若非景帝及时保护，辕固早已葬身野猪圈了。窦太后刚愎自用、尖刻残忍的个性和人格，以及景帝在母亲面前试图依违两全的谨慎由此可见一斑。窦太后一贯把国家大事当“家事”办，凡事关宗室外戚，她都有一言九鼎之威。这种“家人”眼界对大政决策具有明显消极作用。司马迁说：“世之学老子者则绌儒学，儒学亦绌老子。”这正是西汉前期思想界学术斗争的重要特点。

“儒道互黜”对刘彻有很大影响。刘彻看到黄老学说对汉帝国发展有明显阻碍作用，道家学说明于心黯于行，表面装糊涂，暗中弄权术，君主不可不懂，不能不用，但不能用来统一天下。一旦民智大开，人们都用“道术”谋私利，天下就难统治了。儒家学说虽有迂阔的一面，但胸怀博大，鼓励人们尊祖忠君，立天下之志、树天下之德、行天下之道、做天下之事，有理想抱负，能够成就大事业。儒、道两家各有各的用处。不过，儒学的若干重要问题自己尚未弄懂弄通。因此，他对儒学的理论难点产生了强烈的求知欲。

总之，景帝朝两次“儒道互黜”事件，使刘彻不仅从书本上，也从血写的历史中明白了，要做一个名副其实的君主，就必须懂得“人君南面之术”，懂得怎样当一个好皇帝。这个“君道”是刘氏祖孙几代人血泪教训的结晶，也隐含着祖先秘不示人的“汉家制度”。

本文节选自庄春波《汉武帝评传》，山西人民出版社2025年7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