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1年5月22日，开国上将钟期光因病去世，享年83岁。按照他生前的遗愿，钟期光将军被安葬在江苏溧阳西山烈士陵园，这个地方曾是新四军在江南的第一个根据地，也是他一生奋斗的土地。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钟期光将军与妻子凌奔一同合葬于此。凌奔于1986年9月去世，享年66岁。

最初，钟期光将军夫妇的墓碑上只有钟期光一个人的名字，直到一次偶然的机会才得以更正。这个转折源于一位曾与钟期光并肩作战的老战友——时任军委副主席的张震。张震晚年曾带着妻子马龄松两次前往溧阳为老战友扫墓，第一次去时，他心情很沉重，因为看到墓碑上并未刻上凌奔的名字。凌奔不仅是钟期光的妻子，还是一位新四军的老战士，她也为新中国的建立与建设做出了卓越贡献。张震感到不满，回头对妻子马龄松说：“凌奔同志是新四军的老战士，她的名字也应该写上去。” 在张震的提醒下，钟期光将军的家人最终将凌奔的名字刻在了墓碑上。

张震与钟期光将军不仅是战友，更是深厚的朋友。1949年2月，华野改编为第三野战军，张震担任了第三野战军的参谋长（同时兼任华东军区参谋长），而钟期光将军则是第三野战军暨华东军区政治部副主任。然而，1955年9月，军衔授予时，张震被授予中将，而钟期光则被授予上将。两人在1952年进行行政评级时都为副兵团级，这一差距引发了不少人的好奇。其实，这其中的缘由可以追溯到战争时期，张震起初只是华中野战军第九纵队的司令员兼政委，而钟期光则是华中野战军政治部主任。1947年，华中野战军和山东野战军合并，张震被任命为新成立的二纵的副司令员，钟期光则担任华东野战军政治部副主任。

在战争年代，军事干部更容易受到升迁，而钟期光则保持低调，像唐亮（华东野战军政治部主任）一样，他们在政治工作方面有很高的造诣，但并不显山露水。例如，在莱芜战役后的一个事件中，钟期光在路上被一群伤兵拦住，要求先派车送伤员。虽然钟期光心急着要赶去开会，他却还是让车送伤员，而那位伤兵连长不满地与钟期光发生了冲突。后来，钟期光并没有严厉处理，而是宽容地安慰那名连长，体现了他为人宽厚的一面。

与钟期光将军的低调相比，夫人凌奔则有着更加显赫的背景。1920年3月20日，凌奔出生在安徽芜湖一个富裕的家庭。家人对她非常宠爱，给她取名黄明英。然而，随着日本侵占东三省，家里的生活也受到了极大的影响。九一八事变后，凌奔逐渐被家国危机所激发，投身到抗日救国的运动中，并结识了她一生的挚友吴友廉。

吴友廉比凌奔大两岁，来自商人家庭，后来也成为了新四军的老兵。在这个过程中，凌奔与吴友廉一同加入新四军。1938年5月，她们首次接触到新四军并决定加入。凌奔的加入不仅仅因为抗日救亡的热情，还因为她看到新四军中的女兵，内心深处有了一种向往之情。在随后的岁月里，凌奔不仅展示出了出色的军事与文化素养，甚至在两个月内就光荣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在新四军中，凌奔不仅负责宣传工作，还向百姓宣讲新四军的三大纪律和八项注意，这让当地百姓逐渐理解并支持新四军。1941年皖南事变后，凌奔所在的部队转移至江南，战斗环境十分艰苦。在一次突围中，凌奔受重伤，背部留下了长达30多厘米的疤痕，并且也因此患上了长期的哮喘病，成为了三等甲级革命伤残军人。即便如此，凌奔依旧勇敢地投身于工作，并且决定将自己的名字改为“凌奔”，以纪念自己在南陵工作的经历，并体现自己的奔放性格。

伤愈后的凌奔调入一师政治部任文化教员，而钟期光正是当时一师政治部的主任。两人性格迥异，但通过长期相处，他们的感情逐渐升温，最终于1942年春结婚。即便结婚后，凌奔依旧积极参与革命活动，她那雷厉风行的个性从未改变。她曾带着孩子指挥撤退，甚至不顾孩子的安危，为了完成任务毫不犹豫地下令丢弃一些物资。尽管此举让人心惊，但她始终以大局为重，令人敬佩。

建国后，钟期光和凌奔夫妇在南京工作生活。钟期光为南京军事学院的组建工作做出了巨大贡献，而凌奔则积极支持学院干部子弟学校的建设，并亲自担任校长。在她的带领下，学校成为了南京最优秀的学校之一。1961年，在六一儿童节当天，学生们为她写了一封感人的信，称她为“亲爱的凌校长妈妈”。这封信不仅展现了学生们对她的感激，也体现了她在工作中的严谨与爱心。

凌奔还被誉为“鸠兹女侠”，她在生活中关爱他人，曾无私地收养了多达19名战友的子女。尽管家庭经济拮据，但她仍然尽可能地帮助战友和他们的孩子，展现了她的无私与坚韧。即使家里食物短缺，她总能为别人找到一席之地。而她对子女的要求也同样严格，家里的孩子们几乎没有零花钱，衣服多是哥哥的旧衣服改制的。

1986年，凌奔去世，钟期光悲痛欲绝。五年后，钟期光也因病去世，享年83岁。夫妻二人最终合葬于江苏溧阳西山革命烈士陵园，安息于他们为新中国奋斗过的这片热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