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 年，宋美龄被任命为国民政府航空委员会秘书长，负责组建中国空军，成为国民政府名义上的空军总司令，有着“中国空军之母”的称号。

国民政府通过社会募捐、华侨捐款及美国援助筹得资金，蒋介石还亲自拨款 10 亿银元，由她全权负责购买 1300 架飞机。

那么，宋美龄为什么能在短时间内接手国民党空军，并被冠以“空军之母”的称号呢？这与美国人的帮助有关。

1920年代末，蒋介石已是国民党军政大权的掌握者。他的私人情感生活同样备受关注。

蒋介石曾有过几段婚姻与情史，但真正让他倾心的，却是出身名门望族的宋美龄。二人初识于上海的一场酒会。那时的蒋介石虽已年过四十，但依旧神采奕奕；而年轻的宋美龄，衣着考究，谈吐中透着自信。

此后几年，蒋介石不断写信示爱，还曾为了打动宋母倪桂珍，不惜远赴日本亲自拜访。“政治之中，掺杂爱情”，或许是对这段结合最真实的写照。

早在辛亥革命时期，孙中山就意识到航空力量的重要。他曾提到：“未来战争，胜负系于空。”然而当时的中国，积贫积弱，无力自行制造飞机。

北伐成功后，蒋介石掌权，在南京组建中央航空学校，计划培养自己的空军力量。但现实中，国产飞机寥寥无几，只能依赖进口。

1932年淞沪抗战，国民党空军虽与日军短暂交锋，但装备落后，战果有限。蒋介石深感空军的重要性，也看到了自己政权在空中力量上的短板。

1934年，蒋介石设立航空委员会，自己亲任委员长。由于事务繁杂，他需要一个值得信任的人统筹空军建设。

原本由宋子文任副委员长，但具体事务仍无人主抓。蒋介石最终把目光投向了宋美龄。

1936年，宋美龄被任命为航空委员会秘书长。这不仅因为她是蒋的妻子，更因为她懂英语，出身于深受西式教育的家族，与美国政界商界关系密切。

刚接手空军工作时，宋美龄发现最大的问题是资金紧缺。

她没有选择直接动用公款，而是以“保家卫国”为口号，向海外华侨和国内工商界广泛募捐。有人记得她在上海的一次演讲：“飞机是保卫民族尊严的翅膀。”台下不少企业家和侨领当场解囊。

很快，这笔资金理论上足够购买上千架新式飞机。然而，后来的采购却没有达到预期。

1937年春，宋美龄邀请美国退役空军上校、飞行教官克莱尔·李·陈纳德（Claire Lee Chennault）到南京，担任顾问。

陈纳德很快发现，国民党空军在组织和训练上的漏洞。他提交了多份报告，建议空军体系化管理和更新装备。

陈纳德与宋美龄合作密切，出谋划策；而蒋介石也更多把空军事务交由妻子打理。

就这样，宋美龄成为空军的象征人物，并在名义上担任了中国空军总司令的位置。

事实上，宋美龄并不直接指挥作战。日常管理和作战指挥主要由空军中将周至柔负责。

周至柔出身军事世家，性格低调务实。他曾回忆：“夫人关注大方向，但具体计划与战术，由我们决定。”

虽然如此，宋美龄依旧是空军对外的形象代表，特别是在外交场合。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后，她曾多次公开演讲，呼吁国际社会支持中国。

宋美龄凭借出色的英语演讲和优雅形象，赢得了美国媒体的关注，媒体称她为“东方的蔷薇”。

然而空军内部的困境也逐渐暴露：账面上应有千余架新式飞机，但真正到货的却只有三百余架，且大多是美国即将淘汰的老旧机型。

抗战初期，蒋介石发现空军亏空严重，损失金额高达数千万元。有人指责这是采购环节中的层层盘剥，也有人暗示宋美龄与部分财阀关系密切。

蒋介石虽心知肚明，却难以公开追究，只能迁怒于前线将领周至柔。

随着全面抗战打响，日军空军实力远超国军。

1937年8月，淞沪战役爆发。国民党空军虽奋力迎战，却损失惨重，数周内折损大量飞机。此后数年，中国空军更多依靠美国援助和苏联志愿航空队维持作战。

宋美龄继续奔走于国内外筹款，也尝试说服美国增加军事支持。

1940年代，宋美龄多次访美演讲，呼吁对华援助。她流利的英语、坚定的态度，让她成为美国人眼中的“中国代言人”。

1943年，她以“第一夫人”身份在美国国会发表演说，成为首位做到这一点的中国女性。

然而在军事史学者眼中，称她为“空军之母”更像是一种政治象征。真正组织训练、指挥作战的是周至柔等职业军人，而宋美龄的作用更多体现在外交与筹资上。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空军虽数量有所恢复，但管理混乱、装备老旧。

1946年，周至柔终于升任国民党空军总司令。此时宋美龄逐渐淡出空军日常管理，将更多精力放在对美外交与妇女救国运动上。

1949年国民党败退台湾，空军也随之撤离大陆。

有人记得，宋美龄在回忆录中写过一句话：“我所做的，只是尽妻子之责，也是尽国民之责。”

这句话或许能解释她的心态：她确实推动了空军建设，但也无法否认过程中存在的浪费与腐败。

参考资料：《宋美龄传》《蒋介石传》《陈纳德回忆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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