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纣王，作为中国历史上最具争议的君主之一，其昏庸无道的形象深深印刻在人们的记忆里。司马迁在《史记》中对他的评价极为严厉，将其描绘成一位无所作为、独断专行的帝王，因此成为历史上备受指责的人物之一。纣王的自负与对姬昌的警惕，使得后者一度遭囚禁，但正是在他专心应对东南夷族时，姬昌悄然壮大，为商朝的覆灭埋下伏笔。

公元前1050年，姬昌去世后，周国继位的武王姬发迅速继承父业，并趁商朝忙于与东夷的战斗时，集中兵力攻击商朝的都城朝歌。此时的纣王，因其长期的自负与独裁，不仅忽视了姬发的逐渐崛起，还让自己的国家陷入了危机。纣王已经对臣子的忠告毫不在意，整个国家的腐化与腐败为姬发的崛起提供了机会，商朝的命运也因此注定。

在牧野之战中，纣王选择了一个并不利于作战的地方——牧野地区，那里地势平坦开阔，缺乏任何防御设施。纣王虽然曾宣称他动员了70万兵力，准备和姬发一战，然而，这一数字的真实性难以验证，但即便如此，纣王的军队在数量上也不占优势，尤其是在许多士兵的支持已经动摇的情况下。多年的暴政与对民心的丧失，使得很多原本属于纣王阵营的奴隶和俘虏在战斗中纷纷倒戈，为姬发的胜利铺平道路。

朝歌虽然拥有辉煌的宫殿，但这座城市却缺乏强大的城墙防御。在这个关键时刻，纣王的战败几乎变得不可避免。朝歌并未能够像其他古代都城那样建有坚固的防御工事，使得纣王在牧野之战中的失败几乎成了必然。随着战败的消息传来，纣王陷入深深的绝望，失去了继续抗争的动力。最终，他做出了一个匆忙且令人震惊的决定——自焚而死。这个决定，不仅是他对现状的彻底绝望，也标志着商朝走向灭亡。

在纣王自尽之后，周武王姬发进入朝歌，并对纣王的尸体进行了“侮辱性”处理。这一行为引发了不少历史学者的质疑。纣王是否真如历史所说，因战败而自杀？他是否还有东山再起的机会？历史记载中是否经过“艺术加工”？这些疑问仍然困扰着我们。殷墟的考古发掘带来了更多的线索，进一步揭示了纣王自杀的深层原因。

考古学家在殷墟遗址的发掘中，发现了超过60座宏伟宫殿的遗址，证明了朝歌当时的极度繁荣。但这些宫殿周围却没有任何城墙的痕迹。这一发现让我们明白，朝歌的防御体系相较于其他当时的都城，显然是极为薄弱的，缺乏有效的外郭城墙，这也为纣王在牧野选择此地作战提供了某种合理性。

朝歌作为商朝的都城，其独特的“无墙”特征，也许并非偶然。在中国历史上，从二里头文化到西周时期，许多国家的君主都有着“都城不设防”的传统。商朝的这种城市设计也许正是历史习惯的一部分。因此，朝歌只是一个内有雄伟宫殿，却没有城墙防卫的内部宫城，这种设计在纣王面临外部敌军时显得尤为脆弱。

牧野之战的失败，源于多个因素。平坦且缺乏防御性城墙的牧野地区成为了纣王败北的加速器。而当时的“仁义之师”姬发军队，在缺乏足够有效抵抗的情况下，几乎轻松击溃了纣王的兵力。与此同时，大量俘虏奴隶的倒戈投降，使得周武王的军队顺利推进，最终打开了通往朝歌的道路。

殷墟出土的遗物显示了两个主要因素，导致了纣王的自尽。首先，牧野之战的失败对纣王而言，不仅是一次军事挫败，更意味着商朝都城朝歌的灭亡。纣王一直秉持着君主尊严，他无法接受自己从辉煌到耻辱的转变。失利的牧野战役象征着国运的崩塌，这种屈辱是他无法承受的。其次，殷墟的考古发现揭示出，许多当时的贵族已经秘密与周武王保持联系，并渴望联合推翻纣王的残暴统治。纣王不仅失去了百姓的支持，还遭遇了贵族的集体背叛，导致他在内外交困的情况下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

当纣王意识到自己已经被全体人民和贵族抛弃，政权摇摇欲坠时，他深知自己再无翻盘之机。此时，他选择自杀的决定并非草率，而是深思熟虑的结果。自焚，成为了他在绝望中寻求的最后一丝尊严。这是纣王在无法挽回的局势下所做出的最终选择。

纣王的统治充满争议，牧野之战和自尽的决定，凸显了政治与军事决策的重大影响。殷墟的考古成果让我们窥见了商朝社会结构和城市建设的细节，也为我们提供了许多历史谜团的线索。然而，尽管考古学家已作出了大量努力，许多历史真相仍旧是无法完全还原的。纣王的悲剧不仅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也为后人留下了深刻的历史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