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蜀吴三国在多年的相互博弈中，最终由晋朝实现了统一。对于魏国而言，这一过程无疑是充满遗憾的，尤其从宏观层面来看，主要可以归结为三个方面的不足。

首先，魏国的农业和经济在三国中无疑是最为富庶的。特别是在曹操推行屯田制之后，魏国的军队粮草得到了极大保障。这一举措不仅大大减少了粮草运输的难度，还节省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而且，《三国演义》让诸葛亮的木牛流马颇为出名，但从本质上讲，木牛流马不过是一种简易的山路运输工具，远不能与曹操的屯田制相比。屯田制的优点在于，当军队没有战事时，士兵便可转而耕种。这不仅解决了部分军需粮草问题，也一定程度上减轻了百姓的负担，可谓是政治上的一大创举。魏国地处中原，拥有洛阳、长安、徐州等重要战略据点，地理条件得天独厚，交通便捷，农田肥沃，经济繁荣，极具优势。

其次，魏国的军事力量也是三国之中最为强大的。无论是兵源，还是兵种配置，魏国都占据了绝对的优势。魏国的民众数量最多，且军制完善，不仅拥有强大的步兵、骑兵，还能兼顾水军，这使得魏军在对抗敌国时有着更多的选择和应对能力。

最后，魏国的政治基础较为稳固。曹操通过多年的努力和改革，为魏国奠定了扎实的政治根基。曹操虽然在世时并未称帝，但他的影响力已经让魏国的政权稳如磐石。曹操死后，不仅留下了一个强大的文武团队，也为曹丕接班打下了良好的政治基础。相比蜀国和东吴，魏国无疑在文臣武将的选拔与培养上都走在了前面，尤其在曹操晚年，魏国的政权已经基本稳固，实力也逐渐超过了其他两个国家。

然而，尽管魏国在各方面都具备了较强的竞争力，未能最终统一天下，依然让人感到惋惜。魏国之所以未能实现统一，并非因为缺乏机会或实力，而是后继者的不足。曹操的子嗣无论是在雄才大略上，还是在施政能力上，都未能达到他的高度，因此魏国的战略方针和军事行动常常显得力不从心。

一个鲜明的例子便是魏国错失了灭吴的良机。魏国并未意识到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而这个机会的错失，也许连司马懿这样的深思熟虑的谋士都未能察觉，但刘晔，却从中看到了关键所在。我们不妨来回顾一下这一历史转折——夷陵之战。

夷陵之战，实际上是蜀吴之间的决战，而发动这一战役的正是蜀国的刘备。刘备为何会不顾一切发动此战呢？根据历史记载，最直接的原因是关羽失去荆州。而关羽丧失荆州的原因，恰恰在于吴国的不光彩偷袭。吴国的此举令刘备大为愤慨，因为这是一次耍诈的行动，而非正当的战争。关羽在率军攻打襄樊时，势如破竹，水淹七军的战果眼看就要得手。然而，由于樊城坚守，曹仁与援军徐晃及时赶到，关羽的攻势被迫受挫。

东吴参战的动机有两个：其一是形势所迫，必须要参与。三国中，魏国最强，东吴和蜀国基本势均力敌，但如果蜀国借助东吴的力量继续向魏国进攻，那么魏国就会处于被夹击的困境，三国的实力对比将发生逆转，最终弱小的东吴将被吞并。孙权显然意识到了这一点，因此必须作出相应的应对。

其次，东吴并未趁机进攻魏国。毕竟魏国的实力依旧强大，贸然进攻风险太大，得不偿失。更重要的是，吴国占据荆州并能牢牢守住，荆州是通向中原的战略要地，控制此地的吴国能获得极大的战略优势。

孙权最终决定采取偷袭荆州的策略，以期彻底瓦解关羽的防线，为吴国打下坚实的后盾。这一策略由吕蒙执行，吕蒙巧妙地装病，以“白衣渡江”的形式亲自策马赴荆州，最终成功实施了这一出奇制胜的战略，令关羽的防线瞬间崩溃。最终，关羽败北，吴军追击至杀，关羽的死亡也为魏吴关系进一步加剧了紧张。

至此，关羽被杀，刘备愤怒至极，决定复仇。此时的刘备，虽已年迈，但怒火中烧，使得他作出了一些冲动的决定。赵云和诸葛亮多次劝阻无果，刘备依然执意发兵东吴。孙权得知消息后，迅速派遣使者前去表示愿意修好，显得极为低调和诚恳，但刘备的愤怒无法抑制。于是，孙权决定不再迎战，而是采取了另一种应对策略。

接下来发生了什么呢？孙权通过使臣的策略成功与曹魏达成了某种默契，使东吴在魏魏的夹击下逐渐稳住了局面。这个过程中，刘晔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他精准的判断力，堪比郭嘉，善于以奇计打击敌人。

最后，关于刘晔，他的才智和识人之准可与郭嘉媲美。他的谋略、推演，往往令人叹为观止。虽然刘晔的才智无可挑剔，但命运似乎并未完全眷顾他。虽然他加入曹操阵营时曹操已经大业稳固，且此时曹操的谋士和大将已经达到顶峰，但刘晔仍凭借出色的战略眼光和深厚的军事素养，在曹操的重要决策中发挥了不可忽视的作用。可惜，历史的舞台早已成型，刘晔所能施展的空间有限，最终他没能在魏国的帝国大计中留下深刻印记。

（文/说历史的女人·绿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