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汤灭夏的事件，在西周以来的史籍中已经被确立为不容置疑的历史事实。在周朝推翻殷商的统治初期，周公在“殷遗多士”的诰命中提到：“乃命尔先祖成汤革夏，俊民甸四方”，这不仅是对商汤灭夏的一种肯定，更是一种通过商汤灭夏的历史来警示贵族吸取教训的手段。西周的历史书籍、诸如《吕氏春秋》《史记》以及各家学派的论著，都曾详细记载过商汤推翻夏朝的过程，其中《墨子》就提到了商汤在攻城之前，特意“融隆（降）火于夏之城间西北之隅”，通过火攻破坏了夏都的城墙，使得商汤的军队得以顺利攻入。由此可见，夏朝的灭亡，曾是一个震撼天下的大事件，以至于一千多年后的春秋战国时期，史学大家们依然对此有着深刻的记忆。

然而，若想通过直接的文字资料来验证商汤灭夏的历史事件，就显得相当困难。根据《尚书》的记载：“惟殷先人有册有典”，可见商朝时期确实存在专门的史书和文献来记录历史。鉴于甲骨文作为一种成熟的文字形式出土，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商朝必定有一套完整的文书系统，用于治理庞大的疆域，传达政令、发布命令，指引诸侯出征等。商朝在记录历史事件方面的文字资料，至少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用于官方和公众事务的文字，如布帛文、竹简文以及金文，这些主要用于传递政令、编纂典籍和记录功绩；另一类则是用于祭祀和占卜的甲骨文，象征着与神灵的沟通。这些文字的使用方式，有点类似古埃及文明中的圣书体、僧侣体和世俗体三种文字风格。

尽管司马迁在《史记》成书后约两千年才发现甲骨文，但他所记录的商朝王朝世系与甲骨文中的记载却是一致的，证明了商朝确实有着流传下来的历史记载，并且这些资料最终被司马迁及其家族得以阅读。遗憾的是，现存的商朝史料大多来自西周以后，都是后人编纂的历史文献，其中不免掺杂了主观色彩，因此其真实性往往需要打上折扣。

至于布帛、竹简这些易腐的载体，要在三千多年后的今天依然能保存并被成功解读的可能性极其微小，这也是商朝文字资料未能完整流传至今的主要原因。然而，商朝不仅有布帛、竹简，还有另外两种保存较好的文献载体：金文和甲骨文，其中金文刻写在青铜器上，而甲骨文则刻写在龟甲上。尽管商朝的青铜器数量庞大，甲骨卜辞也已发现15万片，但关于商汤灭夏这一重大历史事件，却没有丝毫提及。甚至，作为曾经存在的政权名词“夏”也从未在甲骨文或金文中出现过。

商朝之前的中国，确实有一个广域的王权政治实体，历史学界普遍认可这一点。因此，作为主要用于占卜和祭祀的甲骨文，是否有必要提及一个已经灭亡多年的政权呢？虽然甲骨文中频繁出现商汤的名字，且他被称为“成”“唐”或“大乙”“天乙”，并且商汤在后代的商王祭祀中也有着隆重的地位，但仅凭甲骨文我们无法了解到商汤究竟有哪些具体的事迹或功绩。与商汤同样被祭祀的还有上甲、祖乙等殷商的先王，我们仅从祭品的数量和祭祀规格来推测他们的地位，却无法得知这些人物的具体历史事迹。由于甲骨文的字数限制，其用途主要是记录占卜和祭祀的事务，而并非用于大篇幅的历史记载。

虽然商朝的文书不容易保存，甲骨文主要用于祭祀和占卜，并不具备记录历史事件的功能，但并不意味着我们就完全无法从中找到商汤灭夏的线索。《礼记·表记》中曾提到商朝独特的祭祀礼仪：“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即商朝在祭祀活动中会先祭祀鬼神，再进行礼仪的执行。由于商朝推翻了夏朝，因此，夏朝的君主在商朝的眼中成为了“鬼神”，商朝人担心这些“鬼神”可能会复仇，所以祭祀夏朝的君主是非常必要的。台湾学者蔡哲茂与大陆学者王宁便曾致力于探讨甲骨文中是否有记载与夏朝君主相关的内容。

不幸的是，尽管甲骨文中出现了“夏”字，但这个“夏”并非指代夏朝，而是表达了“烈日下”的意思。甲骨文中虽然有“西土”“北土”的概念，但并未出现“西邑”“南邑”等地理单位，这使得“西邑”一词的出现显得格外突兀。值得注意的是，“邑”在夏商周时期有两层含义，一是指国家的都城，二是指代王朝，如“洛邑”和“大邑商”便是这种用法。然而，甲骨文未能透露更多细节，我们只能根据少量记载推测“西邑”可能指的是与黄尹相关的某个政治实体，且如果不进行定期祭祀，可能会对商朝王室造成危害。

这时，清华大学的学者通过对战国时期楚简的释读，发现其中包含了与“西邑夏”相关的记载。尽管这些楚简出自周朝，但其中的内容与甲骨卜辞中的“西邑”有很大的关联，揭示了商朝人将夏朝称作“西邑”，这一发现给我们提供了新的线索。商朝的“西邑”指代的正是夏朝，这也解释了为何我们难以在商朝的文献中找到关于夏朝的明确记载。

在商朝及其后代的历史记载中，夏朝被称为“西邑”并不令人意外，因为从商周两朝自称“大邑商”“大邑周”的习惯来看，“西邑”完全符合当时的用法。然而，值得注意的是，“西”一词并不符合正统政权自称的传统，因为自认为天下主宰的政权往往不会自贬为“西方之国”。因此，“西邑”这一称呼，应该是商朝的习惯用法，而非夏朝自称。

根据夏商周断代工程的研究成果，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是夏朝晚期的都邑，结合《清华简》中“（商汤）自西翦西邑，戡其有夏”的描述来看，二里头与西邑很可能是同一地方。通过对比考古发现和历史文献中的记载，可以推测商朝在攻灭夏朝后，采取了对夏朝原控制区域的怀柔政策，逐步通过建造偃师商城、郑州商城等据点，完成了对夏朝土地的全面接管。

这些考古发现和史料的综合分析，表明夏朝的灭亡并非如《史记》中所描述的那样单纯地通过一场决定性的战斗发生，而是一个渐进、复杂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