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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是国家为履行其政府职能而进行的社会产品分配与再分配活动，是由此产生的分配关系体系。财政作为国家治理的核心，体现了国家对财权的掌控能力，这种能力与国家整体行政效率紧密相关。财政权的分配，实际上是中央与地方之间权力博弈的结果。那么，在宋代，这种地方财政状况究竟如何表现呢？

宋代财政收入的一个显著特点是中央对赋税权的严格掌控，并通过税收手段进行经济剥削。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全国财政长期处于赤字状态，导致县级财政难以自给自足，处境异常艰难。当时有人感叹：“为令丞者日坐汤火涂炭，而每不聊生。”可见财政困境的严峻。县级财政的核心矛盾在于，如何在中央高强度税负的压榨下，保障自身财政需求，实现基本的自我平衡。为此，县级政府不得不突破既有法规，另辟蹊径，以求维持财政的相对稳定。

必须指出的是，任何封建国家的财政职责——尤其是调节收支平衡——都不可能得到充分发挥。其根本原因在于，这一职责的实现前提是尊重客观经济规律，而在封建社会中，既有人治也有法治，执政者不可能彻底改变其阶级本性，更难以依靠少数人的力量推动社会生产力的全面发展，达成国家利益与经济规律的协调统一。因此，县级财政往往会在法律框架之外进行自我调节，这种调整最终演变成一种“潜规则”，成为默认的税赋征收方式。宋代官员在农业税的征收中表现得尤为赤裸裸和无所顾忌。总体来看，宋代县级财政收入除了农业两税之外，大部分都属于非正规收入。

宋代县级财政的一项核心任务是确保上级财政任务的按时按量完成，这作为财政基层单位的最重要职责之一，直接体现了县与州军财政关系的紧密联系。州军对县级财政的任务分配极为繁重，征税名目繁多且数额巨大，然而上级部门并不会根据县级财政的实际负担能力灵活调整税收。除了当时信息传递滞后外，财政系统的整体腐败也使得上级很难对财政任务做出适时的减负。

县级财政收入的基础，往往是从州军上缴的财政物资中直接截留一部分，这成为县财政自我平衡的依托。比如“淳祐六年，制帅集撰颜公颐仲，申省蠲除，仍截拨版帐钱四千余贯充县官俸料钱。”这类记载表明，截留财政收入已是常态。在县政府履行管理职能时，某些税收项目属于县财政支配范围，例如渡口可征收渡船费，县属房屋可出租收租，免役税款也可按规定支出。

此外，还有加耗、斛面和折变等税收形式。加耗由来已久，在宋代逐渐由一种非法外收入转变为默认的税种；斛面则是继加耗之后的又一重要收入项目，二者常常合并征收，南宋时期尤其明显。折变是宋代财政税制中的独特形式，是将实物税转为货币税的一种手段。斛面和加耗多用于农业税，而折变则灵活得多，几乎所有朝廷需要的资源都可通过折变征收，且折算标准随意，没有固定换算比例。随着财政危机加剧，折变成为主要的征税方式。

折变不受市场价值规律控制，它不是经济规律的产物，而是在掌权者操控下进行的随意转换：一种物品折算成另一种，再折成钱，往往以低价折高价，加倍折算，最后形成雪球效应，导致百姓难以承受，民生困苦。

宋代整体财政状况一直不理想，县级财政在这种大环境下挣扎求存，困难可想而知。县计不足，部分原因是收入本身较少，其中两税主要基于农业产值，而农业生产具有周期性和抗风险能力差的特点，难以满足国家在特殊时期对财政收入的巨大需求。更何况，政府不断推陈出新税收手段，持续加重劳动者负担，使得税收成为对民众生存的威胁，而非激励生产的机制。

另一方面，县级财政作为基层财政管理单位，承载着财政任务的最终执行，制约着整个财政系统的健康运行。由于县级财政收入本身就不充裕，财政权力有限，县政府主要职责仅限于向中央上缴定额税款，同时还需承担不断增长的开支压力。如果县级财政难以自我平衡，完成财政任务就异常艰难。

上级政府对县级财政的无节制索取，使得县级可支配收入少之又少。一个重要原因是州军行政单位对县财政资源的截留，这种现象在宋代普遍存在，并非偶发事件。财政困窘表现为支出资金和物资无法满足需要，军费支出尤为突出。即使在军需物资短缺时，比如铺设兵马所需的粮食，资金还能通过再筹集解决，但粮食短缺却无法即时补足，县级政府的粮仓常常空虚，难以应对。

这些用于军队的粮食开销使县级粮库吃紧，储备不断减少。尽管“县之岁入无几”，但仍需在有限的粮食中留存部分储备，筹措粮食成为一大难题。

县财政筹措困难，体现在筹资手段和收入来源上。县分“内外”，这种划分对财政收入有一定影响。如果县政府能够积极施政，上级财政拨款也能统筹规划，本可缓解部分压力。但宋代财政系统日益恶化，导致县级财政面临“越穷越催，越催越穷”的恶性循环。

财政收支平衡是保障政府职能正常运作的基础，而县计不足则直接影响政府效能，财政赤字随之出现，贪污腐败现象频发，吏治日益败坏。财政紧张导致国家加重对百姓的剥削，除了原有税费外，县邑为了完成上级任务，纷纷增加杂税项目，甚至在原有税额基础上追加征收，进一步加重民众负担，人民生活水平急剧下降。

当积累性消费超过生产性消费时，许多百姓在沉重税负压力下选择逃亡或沦为盗贼，社会治安恶化。连年战乱使国家难以遏制军费的不断增长，暴政剥削加剧，农业生产萎缩，百姓难以温饱，不得已逃离家园。昔日富庶之地经战争洗劫，成为荒芜之地，生灵涂炭，重建所需财政无处可寻，兴国安邦只能成为财政赤字下的政治梦想。

县官的俸禄部分需地方自筹，但县官职责繁重且晋升空间有限，俸禄待遇不理想。尤其是地理条件恶劣、民族问题复杂的地区，如广南西路，治理难度极大，导致县级官员频现缺额。虽然国家对官员有优待政策，缩短任职年限，提供俸禄及资历补助，但依旧难以扭转局面。

县计是国计之根基，县计不足使得人民生活艰苦。统治阶级虽意识到民生疾苦，但无力有效救助。县财政一旦腐败，国计难望繁荣，上级财政补助亦无力缓解贫困。

县邑困境非单一地区治理失误，而是整个宋王朝财政危机的体现。横征暴敛、竭泽而渔使财政体系失去活力，积累性消费萎缩，生产性消费不足，农业扶持近乎空白，却在农业税收上绞尽脑汁。县财政在这种夹缝中挣扎，困境可想而知。

县级财政在宋代财政体系中地位重要，但因上级需求无度，筹措困难，难以维持平衡。在压力之下，县政府被迫通过私设杂税筹集资金，逐步掌握部分制税和财务调度权。法外征税现象与财政权过度集中密切相关。

此外，朝廷考核县官时过度强调财政收入，使县政府承受巨大压力，许多官员对县官职位望而却步，即便勉强就职，也难以治理好县财政。宋代县级财政虽建立了较完善的账簿体系，反映出税收制度进步，但困境依旧。财政困难导致县政府职能受限，腐败现象频发，吏治混乱。县财政的窘境，正是宋代财政状况难有起色的缩影，几乎贯穿赵宋王朝的始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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