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明朝的行政区划中，有三个特殊的府，它们虽然在行政体系上与其他府相同，都是省以下管辖县的行政区，但它们却被冠以“天府”之名，这三座“天府”分别是北直隶的顺天府、南直隶的应天府和湖广的承天府。所谓“天府”，意味着这些地区与“天子”，也就是皇帝有着密切的联系。通常，只有都城所在地、天子的出生地、封地或发祥地才能获得“天府”的特殊地位。

今天，明朝时期的顺天府治在北京市，应天府治在江苏省南京市，而承天府的治所则位于湖北省荆门市的钟祥市，这是一个县级市。如此看来，明朝的三个“天府”为什么在今天的地位会有如此大的差异呢？

如今，北京和南京都是我国历史上七大古都之一，拥有悠久的历史，且在多个时期分别作为都城、州治、郡治和府治。而这两个城市在明朝时期同样作为“天府”，都拥有作为历史名城的基础。北京和南京都位于中国的区域中心，经济和交通极为发达，能够深远地影响周边地区，因此成为建立都城的理想地点。

与此相对，钟祥的历史地位则显得稍逊一筹。虽然钟祥在春秋时期曾作为楚国的国都郢的陪都“郊郢”，并且在古代曾是竟陵郡、郢州和安陆府等地的治所，但其历史底蕴、规模以及对外的影响力与北京、南京相比，显然相差甚远。

北京和南京作为区域中心，拥有发达的经济和交通网络，其影响力和辐射能力十分强大。而钟祥的地位则更具战略性。明末清初的学者顾祖禹在《读史方舆纪要》中曾论述湖北的战略格局，他提到湖北的三个战略重心分别是武昌、襄阳和荆州，但其中襄阳被视为具有全国战略意义的关键枢纽，位于中原和东南之间，是南北和东西的交通要道，具有全局性的战略价值。钟祥则位于襄阳的南部，和荆门共同构成了襄阳通向南方的要塞，因此在全国范围内，钟祥也被视作一个重要的战略要地。

钟祥在地理上具有重要性。《大清一统志》记载：“上接汉江，下连湘水，舟车往来，水陆之冲。”而《富水志》则提到：“东走江淮，西通梁汉，南经荆襄，北则驰骋，乎陈蔡汝颍之郊，既号为四通八达之地，而又有石城以为因，江水以为限。”这些记载展示了钟祥作为交通枢纽的重要地位。

钟祥之所以能够获得“天府”地位，得益于两方面的因素。首先，明朝的藩王制度。明朝建立之初，太祖朱元璋为确保国家稳定，将各地封给皇子，特别是那些位于战略要地或者经济繁华地区的地方，藩王的封地往往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钟祥恰巧位于湖北的战略核心区域，因此成为了一个适合藩王驻守的地方。

《明太祖实录》记载：“天下之大，必建藩屏，上卫国家，下安生民，今诸子既长，宜各有爵封，分镇诸国。”为了确保国家的安全和长治久安，朱元璋将皇子们分封到全国各地镇守，既有的藩地有些是在边陲，防范外敌；而有些则是在经济中心和战略要地。钟祥便是属于后者。清乾隆《钟祥县志》中提到：“朱栋，高帝第二十四子，洪武二十四年封郢王，永乐六年就藩安陆；朱瞻垍，仁宗第九子，永乐二十二年封梁王，宣德四年京藩安陆。”这表明钟祥曾作为藩王的封地，尽管这些藩王没有后代，但钟祥在战略上的重要性仍不可忽视。

第二个因素是，钟祥作为嘉靖皇帝的出生地。嘉靖皇帝朱厚熜并非如其他皇帝那样直接继承父位，而是凭借他父亲朱祐杬的影响，在继位后努力提升钟祥的地位。朱厚熜的父亲朱祐杬是安陆的藩王，而朱厚熜的继位经历更是波折重重。正德皇帝朱厚照没有子嗣，按照明朝的“父死子继、兄终弟及”制度，皇位传给了朱厚照的堂弟、朱祐杬的儿子——朱厚熜，虽然朱厚熜在继位后并没有改变其他“天府”的安排，但他出生在钟祥，因而钟祥成为了皇位的“龙兴之地”。

嘉靖皇帝继位后，为了显示钟祥的特殊地位，嘉靖十年（1531年），他将钟祥所在的安陆州升格为“京师”，并以此作为“天府”的根据。礼部在给与批准时表示，尽管京师的建立并无直接依据，但可以借鉴朱元璋发迹于凤阳的做法，来提升钟祥的地位。于是，安陆州被升格为“承天府”，并且进行了一系列行政区划的调整。此次变革标志着钟祥从一个普通的战略要地，瞬间跃升为明朝的“天府”之一。

然而，随着明朝的衰落，承天府的地位也逐渐丧失。当明朝灭亡后，清朝顺治三年（1646年），承天府被改为安陆府，钟祥作为承天府治的历史也在115年后终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