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备醉了，他的情绪从未如此高涨过。

在建安十七年（212年），52岁的刘备找到了一个名义上的理由，决定讨伐益州牧刘璋。成功斩杀白水关的守将后，他顺利占领涪城（今四川绵阳），并将目光锁定成都。史书记载，刘备攻占涪城后，便举行了盛大的庆功宴，邀请众多将士一同庆祝胜利。

举办如此大规模的宴会，对刘备来说无疑是一种前所未有的体验。毕竟，他一生经历了无数的磨难与挑战，向来不曾如此放松自己。在酒席间，他不禁感慨：“今日之会，实在是十分欢乐。”庞统听后，却严肃地说：“伐人之国而以为欢，非仁者之兵也。”刘备一听，立刻怒火中烧，毫不留情地反驳：“武王伐纣，前歌后舞，非仁者邪？卿言不当，宜速起出！”他几乎没有顾及自己的醉态，直接命令庞统离开。

然而，过了一会儿，酒意稍退，刘备意识到自己刚才的失态。于是，他派人把庞统请了回来，恢复了宴会的气氛。庞统的那句“非仁者之兵”触及了刘备最为敏感的部分。这句话击中了刘备心中的痛点：他一生秉持仁德，且通过信义建立了广泛的声誉，但是否在追求自己的目标时，仍能保持真正的“仁”？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三国史其实更多是关于魏蜀之间的较量，曹操与刘备之间的较量尤为突出，而孙权似乎总是处在一种被忽略的状态。大多数历史读者，尤其是传统的中国民众，似乎习惯性地将曹操与刘备作为“道德”的对立体。曹操的政治手腕被视为“狡诈”，而刘备则是“仁义”的代表。正因如此，刘备被历史塑造成了一个“道德化身”。

甚至在宋代的苏轼记载中，民间讲述刘备战败的故事时，听众都会为之落泪，而一提到曹操失败，听众则大声叫好。可见在那个时代，曹操与刘备的道德形象已经深深扎根在人们的心中。若刘备能够知道，纵使他生前屡屡败于曹操，但他死后，却能在道德层面永远超越对手，想必他会欣慰一笑。

但刘备一生的成功并非完全依赖于其“仁德”。很多人认为，刘备的崛起仰仗“中山靖王之后”的身份，但其实这个身份更多的是为了掩饰他的自卑感。他的家庭条件并不好，早年与母亲一同以贩履织席为生。即便如此，年轻的刘备却心怀富贵梦想，并曾在一次与同族孩子玩耍时自信地说：“吾必当乘此羽葆盖车。”羽葆盖车是皇帝专用的车，刘备显然有着远大的抱负。刘备的叔父看到后，赶紧阻止他，生怕这些话会让整个家族遭遇祸害。

刘备所依赖的，不仅是所谓的皇族血统，而是道德与信义。在他人生的早期，刘备并没有自己的土地，但他凭借道义的号召，吸引了关羽、张飞、赵云等忠诚的支持者。尽管他曾多次变换阵营，甚至自己也多次背叛他人，但他的兄弟们却始终支持他，这份情谊，成了刘备一生的最大财富。

在刘备刚刚开始建立名声时，他以“仁政”著称。尤其在担任平原相时，他关心百姓，带着下层百姓一起吃饭，并与他们同坐同食，这种行为引来了刺客的暗杀，但刺客最终也未忍心下手，这也证明了刘备早期在百姓中的广泛支持。而这份“仁德”，也成为了他最终能够一再逆袭的资本。

然而，刘备的这种“道德策略”，并非完全出自内心。许多时候，他的“仁义”不过是为了自己的利益服务。在很多时候，刘备依靠的是他的“道德面具”来掩盖其反复无常的政治行为。比方说，他为了自己的利益，曾多次投靠不同的势力，甚至在背叛的过程中，还巧妙地将“道德”作为遮羞布。

就拿他投靠的历史来看，刘备几乎每隔几年就会投靠一个新势力。从最初投奔公孙瓒，到投靠陶谦、吕布、曹操、袁绍、刘表等，刘备的这一“易主”之路充满了反复和变化。虽然这些历史事件本应被看作是刘备的失败与软弱，但他却巧妙地将这些政治背叛包装成了“勇者不屈”的励志故事。

例如，当刘备投靠曹操时，他甚至曾暗中与反曹的人士联系，筹划刺杀曹操。尽管刘备装作心满意足，专心种菜，但内心的野心与深谋远虑无疑在背后运作。这种手段，无疑也显示出他超高的政治智慧。

刘备在成功的同时，展现出他复杂的内心世界与政治谋略。他的“仁德”并不是出自内心的道德坚持，而是一种极为巧妙的政治工具，用来掩盖他深藏的权谋手段。这也使得他在整个三国历史中，成为了一个既充满魅力又充满矛盾的历史人物。

而在刘备去世后的评价中，他的“仁德”最终成为了永恒的象征。尽管他的一生中充满了权谋与算计，但在历史的长河中，他的形象却深深植根于人们的心中。无论如何，刘备成功地运用了道德与权术的结合，最终成就了自己的历史地位。这也是他能够从一个平凡起步的政治人物，最终在三国历史中占据一席之地的关键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