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的，我将保持原文语义不变的基础上，增加细节描述并稍作润色，整体字数保持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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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元超能够与皇帝保持如此亲近的关系，自然成为他官运亨通、迅速升迁的重要因素。早在他二十一岁那年，便担任了太子通事舍人的职位，辅佐刚刚被立为太子的晋王李治。令人惊讶的是，他的引荐人竟是当朝皇帝李世民。李世民对李治说：“元超其父事我，品节高洁；今令元超侍奉你，你应当格外重视他。”正是这句认可，为薛元超的仕途和财富奠定了坚实基础。可是，李世民为何如此看重这位不过二十出头、尚无显赫战功的年轻人呢？

这背后主要有两个关键原因。首先，薛元超有一个显赫的父亲——薛收，所谓“拼爹”在当时尤为重要。薛收身处兵荒马乱的年代，担任李世民的文书秘书，负责撰写檄文和战书。他文笔精炼，文风犀利，写作速度极快，常常骑马途中即挥笔完成，几乎不需修改。更难能可贵的是，薛收具备一定军事素养，能为李世民提供有效的战术建议。正因如此，秦王对他极为器重，将他视为与房玄龄、杜如晦齐名的心腹大臣。武德七年，薛收逝世，李世民亲自前往吊唁，悲痛难抑，甚至对房玄龄坦言：“薛收若尚在，必定委以中书令重任。”可见，薛收若在，必将成为大唐的宰相之一。

由于李世民对薛收极高的评价，他对薛元超也倍加关爱。薛元超六岁时即继承父亲的爵位，九岁时受李世民召见，得到亲切慰问。十一岁进入弘文馆读书，过目不忘，表现出色；十六岁以挽郎身份参加高祖李渊的丧礼，十九岁时又娶了李元吉的女儿，成为皇亲国戚。薛家本身是名门望族，能够提供优渥的教育资源。薛元超继承了父亲的优良基因，身材魁梧，仪表堂堂，才华横溢。据墓志铭记载，他八岁时就能写出优秀文章，得到房玄龄、虞世南的高度赞赏。二十一岁那年，李世民在玄武内殿宴请王公贵族，令薛元超当众吟咏蜡烛诗，写得又快又好，唐太宗因此特别赏赐他三十段彩绸以示鼓励。唐太宗一方面是对功臣家族的怀念，另一方面也看中了薛元超的门第背景和潜力，这两方面促使他决意将薛元超推荐给太子李治，作为未来高官的储备力量。

然而，人生并非一帆风顺。薛元超的母亲早逝，他自幼失去了父亲的陪伴，只能与母亲相依为命。三十二岁那年，父母双双去世，给了他沉重打击，他常常泪流满面，甚至痛哭至吐血，整个人憔悴不堪，悲痛欲绝。唐高宗见他如此形容枯槁，几乎认不出昔日的好友。除了家庭变故，薛元超的仕途也遇到了危机。他的老同事李义府因骄横跋扈、罪行累累激起众怒，唐高宗曾好言相劝，却遭顶撞，最终被革职流放。通常被流放的官员不得骑马，但薛元超不知出于何种原因为李义府争取优待，结果得罪了太子李治，自身也被贬为简州刺史。不久后，另一位老同事上官仪因被怀疑挑唆废后，破坏皇帝夫妻感情而失势，薛元超被查出与之有书信往来，同样被免职流放。可见官场如战场，昨日仍受宠若惊的高官，明日便可能沦为众矢之的。身处人生最低谷的薛元超，只能通过写诗来排解心中的忧愁。

谁能料到，这次流放竟长达十二年。薛元超年过五十，在唐朝那个年龄，常人早已归入黄土。忽然间朝廷大赦，他重返政治舞台，被唐高宗任命为正谏大夫、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三品，独自辅佐皇帝治理国家，还获赐大量良田和豪宅等丰厚奖赏。岁月虽能淡化过往恩怨，但李治对薛元超的信任与承诺始终未曾改变。

薛元超还有一技之长，擅长发现和举荐人才。他推荐的文武官员多达两千余人，其中不少人最终成为高官显宦。他为人仗义执言也颇有名声。有一次，大理寺官员上奏一件疑难案件，主审官主张判处死刑。薛元超仔细了解案情后，亲自当面向皇帝提出质疑，令主审官哑口无言。唐高宗怒斥：“若无元超在，几乎令我杀了无辜之人！”此言一出，朝堂文武无人敢再轻易发言，大理寺官员更是恨不得找地缝钻进去。

有人认为薛元超请求退休，并非完全因为身体状况，而是因为得罪了新皇帝李显。李显当太子时酷爱打猎，薛元超认为不妥，直言相谏，得到了李治的认可，却让李显心生怨恨。高宗驾崩后，薛元超见势不妙，赶紧请求退休以避开新帝的打击。但这一说法多为后人推测，史书中并无明确记载。实际上，他以“风疾不言”为由退休，已足以说明身体状况堪忧。对于宰相这样重要职位，身体不好难以胜任工作，及早退休既对个人有利，也有助于朝廷更替新鲜血液。数月后，薛元超便病逝，足见其身体确实每况愈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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