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史料中，吴敬中的记载数量适中，不多也不少。他的身影出现在军统解密的档案中，也有沈醉在回忆录里对他的描述。沈醉曾是军统局总务处少将处长、保密局云南站站长，而吴敬中在这些记录中的名字略有不同——他在一些记载中被称作“吴景中”，仅有一个字差别，但拼音相同。因此，可以说，吴敬中在历史与影视中的形象有大约六分之五的相似之处。为了方便理解，我们就直接称其为吴敬中。

在电视剧《潜伏》中，吴敬中出场时即使是接待戴笠，也穿着便装。这一细节在沈醉的回忆录中也有提及，原来这正是戴笠设定的军统局少将副局长的规矩：一方面，由于工作的性质需要保密，另一方面，避免大家都穿军装并佩戴军衔时，彼此见面会显得过于正式而产生尴尬。

虽然戴笠实际掌控着军统局的运行，但他一直担任副局长一职，而不是局长。直到1945年3月8日，戴笠才晋升为陆军少将，而在同一天晋升少将的还有孙立人。值得一提的是，军统局北方区区长文强（电视剧《特赦1959》中的刘安国）早在1944年11月初就因策反华北、东北近百万汉奸而晋升为中将，区长的军衔明显比副局长要高，这使得穿军装成了军统内部的禁忌。于是，在电视剧《潜伏》中，吴敬中始终未曾穿过军装，而这是他独特的智慧体现。相比之下，余则成特意穿上军服，是为了让戴笠回忆起他少校军衔的来历。

吴敬中不仅老谋深算，还深谙人心，整个天津站都在他的掌控之下。表面上，他风趣幽默，言辞犀利，背后却隐藏着对世事与人性的深刻洞察，就像一座被云雾环绕的雪山，难以看清他的真实面貌。对于吴敬中来说，他的智慧远不止在职场上与敌人斗智，更在于处理复杂人际关系时的高超技巧。

关于吴敬中穿上少将军装的模样，想必许多读者都非常好奇。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史料中关于吴敬中穿军装的一些描述。吴敬中的经历颇为复杂，保密局天津站的少将站长仅是他职业生涯中的最后一项公开职务。吴敬中的处世之道充满了算计，他做事有条不紊，总是精准拿捏利益关系。即使是站长期间，他也成功“砸碎”了三个硬核桃，享受了其中的丰富果实，但他始终未对最甜的甘蔗——余则成下手。

许多读者可能会误解，吴敬中砸碎的这三个“核桃”并不是指保密局天津站的三位队长（马奎、李涯、陆桥山），因为在吴敬中眼中，这些人不过是自己手中随时可捏死的麻雀，他们的价值有限，而且捏死这些部下可能会引发背后势力的不满，得不偿失。所以，在吴敬中看来，这些人更像是刺猬，捏在手里不舒服，捏碎了也没有什么值得吃的“果仁”。

他真正“砸碎”的第一个核桃，是天津的著名大汉奸穆连成。穆连成不仅富有，而且藏品极多。吴敬中认为，穆连成收藏的那些文物，应该由懂得收藏的人来保管，而不是让奸商来胡乱搜刮。因此，他毫不费力地把穆连成的财富尽数收走，甚至送给自己手下的余则成一个“奖品”——穆连成的漂亮侄女晚秋。吴敬中的一番话，道出了背后的潜台词：“你看，穆家的侄女既漂亮又有学问，你俩正好很配，既然经历了这么多战斗，是时候享受生活了。我搞搞收藏，你谈谈恋爱，何乐而不为呢？”结果，穆连成的财富成为吴敬中的战利品，而他的小侄女晚秋则成为余则成的“奖品”。

吴敬中砸碎的第二颗核桃是倒卖军需物资的许团长，他一锤下去，直接砸出了一辆斯蒂庞克轿车，并巧妙地将其换成了金条和美钞。吴敬中用“抗日英雄嘛，也不能都赶尽杀绝”来为自己的行为辩解，但事实证明，他不仅收获了财富，还在这一过程中滴水不漏地避免了风险。即使有人质疑这些黑道中的人物，吴敬中和余则成也能轻松把责任推到其他人身上。

第三颗核桃是季伟民，党通局山东经济检查团副团长，同时也是吴敬中的半个死对头。吴敬中在抓住季伟民把柄之后，用巧妙的手段从季家搜出了一座玉座金佛，并将剩余的破烂送给了毛人凤。对于余则成来说，这个玉座金佛则是他晋升为中校的“交换条件”。如果我们以为吴敬中只拿到了金佛而余则成没有其他收益，那我们就低估了这对师徒的合作。

吴敬中不仅从季伟民那里收获了财富，连在特训班的同事也因办案获取了大量的金条和珍珠。这说明，只要穿上军统少将的军服，权力和财富几乎唾手可得。在保密局天津站站长的职位上，吴敬中顺利砸了三颗核桃，自己得到了满嘴流油的果仁，而余则成也从中吃到了点“罐头”。对于吴敬中来说，身着少将军装的他更多关注的是如何通过人际关系获取最大利益。

在吴敬中眼里，余则成是一根“砍不掉的甘蔗”，无论如何都不能轻易下手。与其和余则成交恶，不如携手合作，既能享受甘蔗的甜美，又能避免伤害自己的手。这种精明的处世态度，也正是吴敬中高明之处。

穿上少将军服的吴敬中，似乎比其他人更懂得如何从复杂的官场、职场中获取利益。在这种局势下，他从不轻易与自己能够利用的资源断绝关系，而是精心选择能够最大化收益的“核桃”来砸。

对于吴敬中来说，砸核桃是低风险且高回报的事情，而砍甘蔗则风险较大，却没什么利益。通过这一点，吴敬中在保密局中牢牢占据了一席之地，同时也把余则成这种“甘蔗”牢牢抓在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