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天，我不小心伤了腰，暂时没法写书稿，只能发一些文章。刚试着坐了一会儿，但实在坐不住，只好躺在床上敲字。手边恰好有马平教授的《1007天的战争》，于是决定以他的书为例来谈些事情。

为什么开篇这样说？首先，是为了避免一些不必要的误会和麻烦，免得有人又误解或者对我产生误会，觉得我在挑衅某些人；第二，本来我打算直接发布书稿内容，但如今的身体状况只能写一点文字，心有余而力不足。

关于美国是否误判中国出兵这一点，大家已听得不少了。不仅在中文书籍中如此，在英文资料里也常见类似说法，大家都已经习惯了这样的论调。然而，史书中却不能这么写，因为如果将档案文件拿出来分析，那些史实并不支持这种说法。

那么，美国究竟何时开始研判中国是否会出兵呢？答案很简单，朝鲜战争一开始，美国就开始研究这个问题。早在1949年7月1日，美国就形成了一个重要文件——NSC73。这份文件的正式标题是《国家安全委员会关于美国根据朝鲜局势对苏联可能采取的进一步行动的可能性的报告》。

那些研究冷战史或者对那段历史有所了解的人应该知道，美国有个名叫乔治·凯南的著名人物，他的名字最为人熟知的就是“遏制政策”。不过在1949年，他因与艾奇逊意见不合，辞去了美国国务院的职务，逐渐被边缘化了。然而，凯南的继任者尼采，是他的忠实支持者。朝鲜战争爆发初期，尼采正在休假，艾奇逊于是请凯南代为担任政策规划室主任。这份NSC73中的很多内容，都反映了凯南的思路。

为什么提到凯南呢？因为凯南和他的支持者尼采等人，曾是美国政府内部少数反对越过38线的高级官员。在这个问题上，他们被认为是鸽派，换句话说，在苏联介入的问题上，他们持保守态度。凯南认为，苏联介入朝鲜战争的可能性不大，最大的可能是中国出兵。具体可见NSC73文件的第6页。

那么美国应该如何应对中国出兵的问题呢？NSC73中给出的答案是：如果中国出兵，那就采取军事反制措施，不仅仅是在朝鲜作战，还要对中国本土实施空中和海上打击，但这不意味着会演变成全面战争。也就是说，在面对苏联时，这些官员是鸽派，而在面对中国时，他们却变得鹰派。为什么？因为他们认为中国的力量不足以与美国对抗。如果美国采取空中和海上的打击，中国无法进行有效报复，这个判断显然是符合当时国际格局的。

至于越过38线的问题，实际上美国人也早在7月就有了讨论，这个话题这里不详细展开。在越过38线问题上，鹰派主张越线，而鸽派反对越线，但在对待苏联介入的问题上，他们的态度是一致的——如果苏联介入，美国就停止行动。而对于中国出兵，鸽派和鹰派的态度也统一：如果中国出兵，那就打。原因其实很简单，苏联实力强，不容轻视；而中国当时相对弱小，更容易应对。

到NSC81文件出台时，策略有所调整：不再打击中国本土，但美国的态度并未发生根本改变。根据NSC81，9月27日，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给麦克阿瑟的指示也是基于这一文件。指示的核心就是：如果遭遇解放军，只要有胜算，就可以进行打击。如果必要，可以空袭中国本土，但必须经过华盛顿批准。

随后，在印度传达周恩来总理10月3日的警告后，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再次给麦克阿瑟发出10月9日的指示，基本内容未变：如果面对解放军，只要你认为能获胜，就可以开打。

美国对中国出兵的应对策略其实非常简单：打。那么，所谓美国是否误判中国出兵，重要吗？其实根本不重要。美国从一开始就不关心中国是否出兵。

那么，为什么西方总是把美国所谓的“误判”中国出兵作为反思的重点呢？如果没有毛泽东的决策，中国是否会出兵呢？美国决策层对于中国是否出兵的误判，和中国内部反对出兵的高层意见几乎是一样的。换句话说，美国并没有误判，真正的误判是针对毛泽东个人。

关于这部分内容，书稿继续深入探讨下去。现在说美国“误判”中国出兵的讨论，归根结底，还是基于一种结果论。如果美军赢了，那美国就是正确的，中国决策层就会被批评为错误；反之，若志愿军胜利，那美国决策层则会被批评为误判。

70年来，关于朝鲜战争的研究，很多学者都犯了“唯结果论”的错误。若美军赢了，就会找到中国决策层的错误和美国决策层的正确；若志愿军赢了，则会反过来为中国决策层辩护，批评美国决策层。这种思维本末倒置，完全忽视了史料的事实。

关于美国是否误判中国出兵，其实最关键的文件是NSC73，它揭示了美国对中国介入的态度。无论国内还是国外的研究，基本上忽视了这一点。史料明确指出，美国对中国出兵的态度从始至终都是“打”。美国做出的判断，其实与中国决策层当时的担忧是一致的。最终，判断是否正确，取决于战场上的结果。

那么，战场的胜利怎么来呢？显然是毛泽东的战略决策起到了决定性作用。并非志愿军比美军强，而是毛泽东和彭德怀比美国的将领更为高明。所以，朝鲜战争本质上也在验证毛泽东的智慧。

最后提一句，对于那些整天喊打喊杀的人，别忘了，你们有没有像毛泽东那样的决策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