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的，我帮你把这篇文章每段内容保持原意的基础上，增加一些细节描写并改写一下，整体字数不会有太大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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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6年6月6日上午10时40分，袁世凯在北京中南海的居仁堂内，缓缓地吐出了他生命中的最后一口气。根据他生前留下的遗嘱，徐世昌和段祺瑞依据《中华民国约法》中的相关条款，开始着手确认继任总统的人选。那个时刻，气氛凝重，整个北洋政府高层都在等待这个关键的决定。

当时，无论是《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还是后来的《中华民国约法》，都有明确规定：“总统因故去职时，由副总统接任总统职务。” 这表明，袁世凯因病去世后，总统职位理应由副总统黎元洪继任。然而，这两部约法之间存在一个关键的差异：袁世凯临终前明确要求，依照《中华民国约法》执行，必须在三天内组织选举会议，选出一位新的总统。

而这个选举会议的组成，必须由五十名参政院成员和五十名立法院成员共同组成。但那时，袁世凯忙于称帝，参政院和立法院尚未真正建立，成员尚未选定，根本无法召集选举会。显然，这一程序已无法实施。

面对这一困境，徐世昌认为，在如此特殊的政治局势下，不能拘泥于条文，必须迅速确定总统人选，确保政局稳定。经过反复磋商，徐世昌、王士珍、段祺瑞和张镇芳达成共识，决定邀请副总统黎元洪正式出任中华民国总统一职。

此时，黎元洪居住在北京东城区东厂的一座宽敞府邸中。关于谁去通知黎元洪，成为了一个问题。段祺瑞得知教育总长张国淦与黎元洪关系较为亲近，便邀请张国淦同行。段祺瑞对张国淦说：“张部长，咱们一同去拜访副总统黎元洪吧。”张国淦虽然不明白段祺瑞的真正用意，但仍决定陪同。

两人来到黎元洪的宅邸，三人坐下后却出奇地沉默。四十分钟过去，段祺瑞突然站起身，向黎元洪告辞便离开。整个过程中，三人一句话也未说。张国淦陪同段祺瑞走出门外，在快上车时，段祺瑞低声对他说：“张部长，副总统那边的事情，还请你多加关照。”说完便匆匆离开。

看着段祺瑞的车渐行渐远，张国淦站在黎家门口，心中隐隐猜测出段祺瑞的意图，随即回府将袁世凯的临终遗言详细转述给黎元洪。听闻此事，黎元洪心情复杂，既兴奋又忐忑。

一方面，他激动于获得总统职位；另一方面，他清楚自己在北洋政府势力中孤立无援，担忧段祺瑞和徐世昌可能另有所图，担心这不过是一个陷阱。黎元洪便请张国淦致电国务院，向段祺瑞探问具体意图。然而电话那头的回答却是：“若有要事，请副总统亲自前来一叙。”

迫于无奈，张国淦连夜赴国务院。进入段祺瑞办公室，发现室内挤满了北洋政府的高级军官。段祺瑞见到张国淦，将他单独带进一间小屋，详谈了很多内容后离开。张国淦随后连夜回到黎元洪府上，将段祺瑞的决定传达：“段祺瑞同意你担任总统，但条件是实行责任内阁制度，由他本人主持北洋政府的军政事务。”

黎元洪清楚自己无兵权，只能勉强接受这个条件，先坐上总统宝座再做打算。

6月7日上午，黎元洪在北京东厂胡同的府邸举行了简朴的就职典礼，正式成为中华民国第三任总统。典礼上，段祺瑞、参政院院长溥伦以及多位内阁成员悉数到场。随后，身着军服的黎元洪发表简短就职演讲，言辞恳切：“当前局势严峻，惟有遵法行事方能自救，吾谨承前任大总统之遗志，继任此职，救国救民。”

演讲结束后，国务院总理段祺瑞也发表致辞，表示将恪守黎总统指示，全力以赴办理政务。无论黎元洪是段祺瑞手中的一枚棋子，还是名义上的傀儡，总算如愿登上了总统宝座。

黎元洪就任总统后，签署的第一道命令便是为已故袁世凯举行隆重葬礼：“前大总统为共和奠基，苦心筹划，勤劳晖映，丧葬典礼务必由国务院严密筹办，结合中外礼仪，确保庄重隆重，以表国家崇德报功之意。”据传这份命令是段祺瑞事先拟定，黎元洪仅以总统名义签署。

段祺瑞曾是袁世凯一手提拔的北洋将领，心怀感激，因此要求为袁世凯厚葬也顺理成章。他还促使黎元洪以中华民国总统名义向全国各省发电报，要求全国降半旗哀悼，暂停所有娱乐活动，学校停课一天。此举既是哀悼袁世凯，也是表明自己才是北洋派的核心领导者。

当时段祺瑞已担任国务院总理，借助“责任内阁制度”实际掌控军政大权，黎元洪则形同虚设，权力极其有限。但黎元洪内心并不甘心做一个空壳总统，渴望真正掌控北洋政府的军政权柄。

实际上，“责任内阁制度”本身存在漏洞。内阁成员本应由国会选举产生，但国会早在袁世凯称帝时便被解散，根本无从选举，令这一制度形同虚设。因此段祺瑞借“责任内阁”名义控制政权，只会使北洋政府的内部矛盾愈加尖锐。

尽管黎元洪借此登上总统宝座，风波却远未平息。争议的核心是段祺瑞发布的两份公告：一是袁世凯临终遗言，二是《中华民国约法》第二十九条的内容。

袁世凯的遗言由徐世昌和段祺瑞共同起草，明确写道：“依《约法》第二十九条规定，大总统因故去职时，由副总统代行职权。本大总统遵约法，宣告由副总统黎元洪代行中华民国大总统职权。副总统恭厚仁明，必能振兴时局，稳定大局，补足总统之缺失，慰藉全国民众期望。”

而段祺瑞以国务院总理身份发布的通电则强调：“袁大总统于六月六日因病去世，依《约法》第二十九条，由副总统黎元洪代行大总统职权。望各省务重国家，维持秩序，保障治安，务为当务之急。”

这两份公告引发了西南护国军及其他“反袁”势力的强烈不满。

6月8日，西南军务院副抚军长岑春煊发通电声明：“黎总统承继大位，完全符合国家法律程序，绝非袁世凯一人私断。”

6月9日，孙中山、黄兴等人发表通电，严厉谴责北洋政府，揭露段祺瑞“为私利不顾大局”的行径。

上海国会议员亦纷纷声明：“任何妄图以《中华民国约法》破坏国家宪法者，皆为公敌，必遭国人唾弃。”

西南护国军更多次致电黎元洪，要求他公开声明，自己是根据《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和《大总统选举法》合法继承总统职位，而非依赖《中华民国约法》和“修正大总统选举法”的“代行职权”身份。

此外，他们还要求黎元洪恢复《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和国会，依照该临时约法组建内阁，废除《中华民国约法》和“修正大总统选举法”。

早在民国二年（1913年），《大总统选举法》就规定：“大总统缺位时，由副总统继任至任期届满。”

而1914年，袁世凯重新修订的“修正大总统选举法”则写明：“大总统因故去职时，由副总统代行其职权。”

因此，各派围绕“合法继承总统职务”与“暂时代行总统职权”之间的法律争议激烈展开。

以西南护国军为首的阵营，坚持恢复《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认为黎元洪是合法总统继承人；而段祺瑞则坚决反对，强调黎元洪仅是暂时代理总统。

段祺瑞借国务院名义发布的《中华民国约法》第二十九条公告，实际上是在向世人宣示：袁世凯虽逝，但《中华民国约法》依然有效。

然而，段祺瑞此举背后另有盘算：按公告，黎元洪代理总统职务仅限三天，届时必须在袁世凯提名的三人中重新选出总统。

但当时局势动荡，根本无力在三天内完成选举。因此，黎元洪虽是代理总统，却可无限期“代理”下去，直至新总统产生。

段祺瑞心机深沉，他清楚只要维持《中华民国约法》的合法地位，就能巩固北洋政府正统性，进一步巩固军阀内部的团结。

而恢复《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则意味着恢复国会，阻碍段祺瑞以责任内阁制度掌控政府的企图。

因此，他绝不会接受西南护国军等势力关于恢复临时约法的要求。

事实上，段祺瑞早已觊觎总统宝座，但因名不正言不顺，只能让黎元洪暂代，作为权宜之计，待时机成熟，再逼黎元洪退让。

他的这一策略不仅遭到西南护国军激烈反对，北洋政府内部也反响强烈。

袁世凯在世时，虽有内部矛盾，但权威令众人不敢发声。如今袁去世，裂痕浮现，连“北洋三杰”之一的冯国璋也不愿服从段祺瑞的指挥。

在黎元洪继任问题上，冯国璋虽不欲见黎元洪掌权，但更反对黎充当段祺瑞傀儡。他认为恢复临时约法和国会并非坏事，至少能制约段祺瑞的专权。

况且黎元洪坐稳总统后，副总统职位将成为各方争夺焦点，冯国璋自然在其中觊觎。

经过权衡，冯国璋于6月18日发布通电，明确指出：“国家根本大法不可两套，新约法为总统制，今已不适用。现行制定又未按程序修改，属非正统。唯有恢复《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国会自然应复。”

冯国璋的立场与西南护国军完全一致，公开站在同一阵营。

面对西南护国军的反对，段祺瑞本可置若罔闻，但对冯国璋的态度不得不重视，因为冯掌控重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