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初，西北野战军司令员兼政委彭德怀致电毛泽东，汇报西北野战军的兵力及相关情况。在这封电报中，彭德怀详细列出了部队的人数与构成，具体写道：

“我军现有九万五千人（包括由警四旅改编的十二师，其人数约四千），一二两军共五个师，每个师约七千八百余人，按照师的编制，三军共有七个师，人数接近八千，九师人数少于六千，四军有三个师，其中最大的一些师约有五千人，最少的也有四千，六军则由两个师组成，每个师约有五千人。1948年全军伤亡情况为四万二千九百七十人，其中包括被俘、失踪或逃亡的九千人。我们军队的干部伤亡也不小，尤其是班、连、排的干部，总计约为六千余人。伤愈归队的干部和战士已有两千多。经过一冬季的整训，干部已补充到位，预备干部人数也有四千余人，全军党员比例大约为三分之一。”

这份电报反映出西北野战军相较于其他野战军的兵力差距。相对于兵员众多的三野、四野，第一野战军的规模显得相对较小，其编制和战斗力也因此有所差距。

彭德怀还特别提到，西北野战军出现了一个非常“古怪”的现象，那就是原本由大量北方人组成的部队，逐渐变成了一支几乎完全由南方人，尤其是四川人组成的军队。他指出，“绝大多数士兵是四川人，基本上已经成为了南方的军队。”

虽然西北野战军的行动一直局限在西北地区，且从未涉足四川，但随着战事的发展，西北野战军的兵员构成发生了变化。这一变化的背后，与西北野战军面临的“扩军难”密切相关。与其他野战军相比，西北野战军一直面临着兵员不足的问题。刚开始时，西北野战军的总兵力仅为十五万，远远不及其他野战军。尤其是四野，仅一个军就有四个师，整整五万人。相比之下，西北野战军的总兵力显得微不足道。

西北地区当时的战况复杂，国民党在大西北地区部署了多个军队，其中最大的力量来自胡宗南集团，此外还包括马步芳的青海军和马鸿逵的宁夏军。这些军队总人数达到近五十万，是国民党的重要力量。西北野战军的任务则是牵制胡宗南的集团，阻止其支援其他战场，尤其是东北、华东和中原。同时，他们还要保护毛泽东和党中央在陕北的安全。彭德怀所肩负的任务，重如山，稍有差池，整个解放战争的格局都可能发生改变。

由于西北野战军的兵力远远不够，彭德怀不得不四处寻找扩充兵力的办法，但效果总是不尽如人意。首先，陕甘宁边区的经济和人口状况限制了部队的扩张。该地区人口稀少，资源贫乏，交通极为落后，当地农民自身都难以维持生计，何谈养军？为了弥补这一局限，党中央决定将陕甘宁边区与贺龙的晋绥军区合并，形成更强的后勤支持。尽管晋绥军区为西北野战军提供了一些支持，但整体的局势依然没有得到根本性的改变。

此外，中央军委计划派陈赓纵队前往西北支援。陈赓是我军的杰出将领，深得毛泽东的信任，曾多次在战争中取得胜利。然而，由于战场的复杂性和资源的有限性，毛泽东最终决定将陈赓调往中原战场，与蒋介石的军队展开决战，而不是留在西北。这一决定使得西北野战军在兵力上的困境更加严峻。

到1947年9月，西北野战军的扩编情况仍然没有显著进展，彭德怀手下的兵力仍不足七万，而原本的部队构成主要是一些地方力量和晋绥的部队，真正的精锐部队数量并不多。然而，即便如此，彭德怀凭借他卓越的指挥才能，依然取得了一系列胜利。通过巧妙利用陕北的复杂地形，彭德怀成功地消耗了胡宗南的大军，在青化砭、羊马河和蟠龙镇等战役中，国民党军队的主力遭到了重创。

但这种局部的胜利依然不能改变西北野战军的兵员不足的问题。为了填补这一缺口，彭德怀开始大量吸收俘虏，尤其是来自胡宗南集团的士兵。胡宗南的军队早期确实兵强马壮，拥有大量的四川籍兵员。随着解放战争的深入，西北野战军的兵员逐渐由四川人主导，成为名副其实的“川军”。彭德怀在电报中提到：“全军约有80%的俘虏兵，其中连队的比例更高，班长、排长、副排长几乎都是俘虏兵。”

这些“解放战士”在思想觉悟上与正规军士兵有所差距，因此，彭德怀十分担心部队的稳定性。为了消除这种隐患，彭德怀在全军范围内开展了“三查三整”的整军运动，鼓励士兵诉说苦衷，明确他们为何而战。通过这一举措，西北野战军不仅稳固了部队的凝聚力，也大大减少了可能的内部反叛和叛逃问题。

经过一系列的努力，西北野战军终于在三大战役后得到了大规模的扩充。到太原战役后，华北的第18、19兵团加入了第一野战军，兵力很快由十五万扩充到三十四万。兵力的增强使得西北野战军能够在后续的战斗中更为从容，胡宗南、马步芳、马鸿逵等国民党势力的抵抗也变得不堪一击。

最终，彭德怀不仅在西北解放战争中立下赫赫战功，而且在随后的朝鲜战争中，他带领志愿军成功击退了强大的美军，成为中国军事史上不可忽视的传奇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