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是一个兼容并包的社会，也是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巩固发展的重要时期。在这一时期，内地与边疆、汉族与其他各民族间的交流进一步加强，不仅各个地区之间能互通有无，而且各个民族间也能和睦相处、友好往来、彼此影响、相互促进，共同创造了灿烂的中华文化。

中唐以后，河陇地区以及原州大半领土均被吐蕃占领，萧关道虽因此被迫中断，但在吐蕃的统治下这些地区的汉人在生活方面更加受到吐蕃等少数民族风俗习惯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也促进了民族的融合。

萧关等边塞地区胡汉杂居的民族在语言、服饰、风俗等方面都在相互影响，这些在唐代萧关诗中都有所体现，接下来将结合具体诗歌进行分析。

语言互通

胡汉语言的互通是唐代萧关道上胡汉文化交融的现象之一。“由凉州向东，通往北朝隋唐首都长安、洛阳的最便捷的路，是经过原州的丝路干道”，这一丝路干道就是萧关道。武德二年，唐朝平定陇西薛举与河西李轨割据政权后，河西一带遂被纳入大唐版图。

贞观四年至九年，唐朝先后击败东突厥、吐谷浑，河西走廊的外部威胁基本得到解除，西北局势逐渐稳定。初盛唐时期，随着中央集权的加大，唐朝国富力强，加之统治者视胡汉为一家的开明政策，出现了“万国来朝”的盛世局面，唐太宗也被四夷君长尊为“天可汗”。

在此背景下，唐朝通过设置羁縻州来安置管理迁入河西的各个少数民族部落，从而使河西一带保持了相对稳定的社会环境，作为丝路干道的萧关道也随之畅通，为各民族的语言交流融合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提到语言的互通，就不得不提及丝绸之路上的粟特人，随着河西走廊再次畅通，来自西域的胡商络绎不绝，其中最为典型便属粟特人。

粟特人“善商贾，好利……利所在无不至”，他们跨越雪山、戈壁、沙漠的重重阻隔来到华夏大地从事商业贸易，不仅由西向东贩卖宝石和香料，同时也以长安、原州、凉州等中原城市为枢纽，由东向西转运丝绢和茶叶。

在进行商贸活动时，粟特人除了运用粟特语外，同时也娴熟地掌握了汉语以及其他外语，部分粟特人还“利用其独特的语言才能，充当中书译语人这样的重要角色。”粟特语作为丝绸之路上的通用语言之一，在胡汉文化交流传播中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粟特人用他们擅长的语言能力，在丝绸之路沿线传播着各种精神文化，包括民族信仰袄教和后来皈依的佛教，安伽、史君、虞弘墓的袄教祭司形象和敦煌出土的一批粟特文佛典是最好的证明。”

在胡汉交杂的萧关古道之上，在熙熙攘攘的商队往来之中，悠韵的驼铃声从西至东，又自东而归，在金钱与丝绸的往来之中，交换的不仅是利益还有文明，粟特人在驼背上自觉地为中西文化的交流搭起了桥梁。

安史之乱后，吐蕃趁机入侵大唐西北边境，河湟沦陷，陷蕃汉人与胡人杂居一处，在一定程度上也促进了胡汉语言的交流与融合。

如王建《凉州行》中：“多来中国收妇女，一半生男为汉语”，自吐蕃占据河湟以来，大唐边镇军防松散，吐蕃骑兵常常侵犯其边境，掠夺人口，因而河湟一带出生的部分蕃人拥有一半的汉族血统，会说汉话；又如张籍《陇头行》：“去年中国养子孙，今着毡裘学胡语”，吐蕃的入侵使得当地百姓，去年还是炎黄子孙，今年就不得不穿上皮毛制成的衣服并学习胡语。

还有司空图《河湟有感》中：“汉儿尽作胡儿语，却向城头骂汉人”，河湟的长期失陷，使得当地汉人的后代都会胡语，面对戍守的汉军进行叫骂。这些诗句均体现了胡汉杂居状态下，各民族之间在语言上的互相贯通、互相影响。

服妆互赏

胡汉服饰妆容的相欣赏与借鉴是唐代萧关道上的胡汉文化交融的又一重要现象。随着汉族与西北游牧民族交往的日益频繁，初唐时期中原汉族的服饰已经出现了明显的胡化倾向。胡服传入中国，为时甚古，王国维《胡服考》：“胡服之入中国，始于赵武灵王。……自汉以迄隋、唐，诸外国之服亦大抵相似。”随着丝路的畅通，关中乃至中原一带麇集其间，汉人着胡服者不少。

安史之乱后，大唐国力渐衰，吐蕃趁虚而入，萧关道上的凉州、会州以及原州大半区域皆被吐蕃攻占，河湟一带随之沦陷，本地百姓被迫接受吐蕃统治。在吐蕃的强制政策下，本地百姓被迫作吐蕃族打扮，“衣戎服”，“着毡裘”，“系毛带”，在一定程度上也促进了胡汉服饰的融合，这在唐代萧关诗中体现得较为明显。

《王建诗集校注》中引《汉书·匈奴传》中宦官中兴说以汉絮缯“不如旃裘坚善”，劝说匈奴单于丢弃从汉朝得来的衣物之事，说明此二句诗“言蕃人放牧时穿锦衣，保留毡裘于战斗时穿。”可见在胡汉杂居之下，汉人服饰在受蕃人影响，蕃人服饰也在受汉人影响，两者之间相互影响、相互融合。

习俗互容

胡汉生活习俗的相互包容也是唐代萧关道上胡汉文化交融的重要体现。唐代的凉州与长安是当时著名的国际大都市，也是萧关道上的重要枢纽，两地之间汇聚了数以万计的胡人，他们沿着萧关道将本族的风俗习惯等传播到了大唐，为传统的中原文化注入了新鲜的血液，深刻影响了唐人的生活习惯与文化习俗，此处列举饮食、丧葬与生产技艺等方面的内容来加以说明。

首先是饮食习惯上，随着丝路的畅通中西方在饮食方面也得到了交流。自汉魏以来，胡食便流行于中国，至唐代愈发盛行，“开元以后，贵人御馔，尽供胡食”，胡食种类也较多有“餫饠、烧饼、胡饼、搭纳等是”。安史之乱时，玄宗仓皇西逃避乱，至咸阳集贤宫，无食果腹，“杨国忠自市胡饼以献。”胡三省注曰：“胡饼，今之蒸饼。高似孙曰：胡饼言以胡麻著之也。崔鸿《前赵录》石虎讳胡，改胡饼曰麻饼。

此外，随着中西方文化的交流，饮茶风俗也传入了游牧之地。《封氏闻见记》中“饮茶”条记载：“始于始自中地，流于塞外。往年回鹘入朝，大驱名马市茶而归，亦足怪焉。”可见随着中西方经济文化的交流，中原的饮茶风俗也受到了游牧民族的喜爱。

在中西交往过程中，周边游牧民族的丧葬习俗也表现出了明显的汉化趋势，其中粟特人的葬俗变化尤其值得关注。粟特人信仰祆教，其葬俗也受到祆教的影响。“祆教又称火祆、拜火教，以其事火、崇火”，因而在粟特葬俗中有火葬的习俗，有学者曾指出在“目前国内已发掘的粟特墓葬中，北周史君、康业与安伽诸墓，均出土石塌、墓志，有明显的火烧烟熏痕迹。”

粟特人葬俗的另一特点便是狗咬和无棺椁，《通典》中“康国”条载“国城外别有二余户，专知丧事，别筑一院，院内养狗。每有人死，即往取尸，置此院内，令狗食之，肉尽收骸骨，埋殡无棺椁。”

但是随着粟特人在中原活动的时间渐长，粟特葬俗已经出现了明显的汉化趋势，火烧、狗咬和无棺椁的习俗逐渐淡化，例如从宁夏固原南郊出土的隋唐史氏墓葬来看，其墓葬形制与同时期的汉族传统墓葬形制一致，均为斜坡长墓道，多天井、单室墓葬，且采用了土葬的方式，有棺椁，可见在胡汉文化交流中丧葬习俗也在随之改变。

最后是生产方式上，在胡汉杂居的萧关道上，农林牧产来自西北的游牧民族逐渐掌握了中原汉族的农耕技术和养蚕缫丝技术。

天宝年间，安史之乱爆发，“原本驻防于陇右道东部和关内道西北部的河西、陇右和朔方三节度的唐朝大军被迫东调，参与平定叛乱。”吐蕃趁机占领包括原州在内的原属唐朝的西北边地。在蕃人统治下，汉民族的耕种和养蚕缫丝技术被普遍接受和学习。

结语

唐代萧关道见证了胡汉文化的深度交融。语言互通，粟特人在商贸中传播文化，安史之乱后蕃汉杂居加速语言融合；服妆互赏，胡服传入中原，吐蕃统治下服饰相互影响；习俗互容，饮食、丧葬、生产方式等方面交流频繁。这些交融丰富了中华文化，展现出唐代开放包容的时代风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