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年间，御史钱沣递交了一份奏折，建议朝廷改以考生的实际成绩作为乡试和会试的录取标准，彻底废除旧有的按省份分配名额的制度。

钱沣在乾隆朝颇有声望，因其刚正不阿、敢于直言而闻名。他提出这项建议，初衷是希望为全国读书人提供一个公平竞争的环境，打破以往按地域限制录取的格局。

从表面来看，钱沣的建议颇具合理性，但乾隆皇帝对此反应极为强烈，甚至怒不可遏，下令严厉训斥他，并且威胁道：考虑到钱沣是云南人暂且宽恕他，但若是江浙地区的人提出类似主张，必定严加处置，甚至正法。

乾隆为何对这件事大发雷霆，背后其实有深层次的原因。如果完全照钱沣的意见实行，毫无疑问，科举考试将被江浙两省的读书人所垄断。不到几年，朝廷大臣中江浙籍至少会占据八成以上，形成地域上的垄断局面。

清朝自顺治二年恢复科举以来，直到光绪年间废除，历时数百年共举办112次科举考试（其中顺治九年和十二年各分满汉两榜，状元数因此多出两名）。状元、榜眼、探花、传胪和会元共计114人，而进士总人数达26849人。

从状元的籍贯分布看，江苏有49名，浙江20名，安徽9名，山东6名，广西4名，直隶、江西、湖北、福建、广东各有3名，湖南、贵州2名，顺天、河南、陕西、四川各1名，八旗3名，山西、甘肃、云南则无状元出现。

榜眼前三名分别是浙江29名、江苏26名、江西10名；探花江苏42名、浙江27名、湖南6名；传胪浙江29名、江苏27名、安徽12名；会元江苏40名、浙江32名、直隶和安徽各9名。

进士数量方面，江苏以2933人居首，浙江紧随其后为2803人。无论是一甲前三名，还是二甲、三甲进士，江苏和浙江两省都占据了极大比重。毫无疑问，这两省的考生被称为“学霸”是实至名归。

不可否认，江苏、浙江作为全国经济文化最发达的地区，人口众多，读书人数量自然庞大，但更重要的是，这两个省的生源质量始终位居全国前列。

为了平衡全国各省在会试中的录取比例，明代曾制定分省取士的制度。清代继承并完善了这一制度，虽然江浙两省以及直隶的录取比例较高，但与庞大的读书人数相比，录取比例其实远低于边远省份。

换言之，江浙的考生要通过进士考试比其他省份更加困难。若只以才学水平衡量，恐怕这两个省份的落榜生往往都比其他省份的中榜者更有实力。这也促使不少江浙读书人不惜冒险将学籍转往偏远地区，以提高录取机会。

倘若朝廷取消分省取士制度，后果不言而喻。每次会试出榜后，江浙读书人将独占鳌头，其他省份考生难有立足之地，地方间的竞争将极度失衡。

御史大致统计，整个清朝时期文官中正一品大学士约有187人，其中江苏籍22人，浙江籍14人，占总数六分之一，这还未算在直隶寄居的江浙人士。

尚书级别的高官中，江浙两省人数最多，超过两百人；侍郎、总督、巡抚等职位也以江浙籍为首、次之。

虽说江浙大学士数量并不像状元榜眼那样绝对领先，但在首席军机大臣的任命中，江浙籍完全占据主流。

熟悉清史者应知，汉族首席军机大臣极为罕见，自雍正设立军机处以来，仅有八人担任此职，分别是张廷玉、刘统勋、于敏中、董诰、曹振镛、潘世恩、祁寯藻和彭蕴章。

其中，于敏中来自江苏金坛，但名声不佳；董诰是浙江杭州人，任军机大臣长达38年，创下军机大臣在任时间之最；潘世恩和彭蕴章均来自江苏苏州。

这八位汉人首席军机大臣中，江苏和浙江合计占据半数。安徽籍的张廷玉、曹振镛表现同样出色，其他两位刘统勋和祁寯藻则分别来自山东和山西。

江浙两省的官僚集团在朝廷内外拥有强大影响力，这种以地域为纽带形成的政治利益集团，对皇权有一定程度的制衡和影响。

为了维护权力的均衡，皇帝在科举制度中对江浙的录取名额有所限制。从会试名额分配看，江苏、浙江及安徽的名额虽稍多于其他省份，但绝无压倒性优势。

限制会试名额，实质上是从根本上遏制江浙官僚集团的膨胀，避免朝堂上出现“江浙一家独大”的局面。

钱沣作为御史，能大胆提出自己的见解，但他毕竟只是御史一职，难以具备乾隆那样的宏观视野。幸亏他不是江浙人，否则凭借这道奏折，恐怕他早已遭遇严厉的政治打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