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853年3月21日，也就是太平军成功占领南京城的次日，洪秀全紧急召集太平天国的高级官员，于南京城郊地带举行了一次重要会议。

会议讨论的内容，依旧是那个老生常谈的话题——下一步怎么办？

是不要停留，一鼓作气向北京进军。还是立足于江南，徐图发展？

太平天国国玺

在太平军攻克南京的战斗中，石达开担任了前线总指挥的重要职务，他率先发表讲话，明确指出：应当发起北伐，目标是夺取中原，跨越黄河，最终攻陷北京！

在武昌地区，石达开力主进攻四川，洪秀全则倾向于北伐攻占中原，而杨秀清则主张开发江南地区。

随着时间的推移，局势发生了变化，太平军士气旺盛，太平天国正处在一个强盛的时期，石达开对于趁机北伐，一举占领中原地区持有非常乐观的看法。

石达开说完，杨秀清当即反对。他表示：“今得江南，有长江天险，又有船只万千，又何必往河南！”

杨秀清的意图十分明确，他认为北伐行动风险极高，因此建议我们应先集中力量稳固江南地区，待条件成熟后再考虑北伐之事。

杨秀清倾向于在江南地区偏安，很少在公共场合发表个人见解，而洪秀全亦有所思，他认为应当将军队一分为二，一部驻守江南，另一部则挥师河南，在河南设立都城。

无论洪秀全后来的表现如何，但至少在此时，他还是想北伐的。

洪秀全力主挥师北伐河南，而杨秀清则主张深耕江南，巧合的是，他们二人恰好是太平天国的核心领导。一时间，众人皆噤若寒蝉，只能目不转睛地注视着洪、杨二人的激烈辩论。

洪秀全未曾金榜题名，然而他确实有过几年的学业经历。在为北伐的正当性辩护时，他引用古今文献，言辞流畅，仿佛滔滔江水，一番论述，令人信服。

杨秀清未曾受过教育，因此他的文化基础相对薄弱。在辩论的过程中，他逐渐处于劣势。

面对争论的僵局，杨秀清迅速转变态度，重新施展起“天父降临人间”的那套手段。

众人一见，“天父”已然开口，便无需再言，只得各自缄默。

随后，为了安定民心并营造迁都南京的舆论氛围，杨秀清编撰了一本题为《建天京于金陵论》的短册。在这份短册中，太平天国高层人士纷纷发表了自己的观点。他们言辞一致，一致称赞南京“虎踞龙盘”、“地形险要，地势优越”，认为这是建都的理想之地。众人对杨秀清的决定给予了高度评价，纷纷为其“捧场”。

由此，太平天国定都南京这事也就这么定了。

3月28日，杨秀清抵达南京，着手筹备定都的仪式，同时将南京的名称更改为天京。

翌日，太平天国的文武官员们排列成队，热情地迎接，洪秀全乘坐由十六人抬着的华丽黄呢大轿，仪态万千地抵达了天京。

从这时候开始，太平天国的性质就从流寇武装变成了割据政权。

而洪秀全也是从这天开始，就再也没有离开过天京城。

洪秀全生性喜好安逸，志向不高远。经过杨秀清多次以“天父下凡”的名义进行整治，他原本微弱的进取之心已被消磨殆尽，彻底沦为了一个沉溺于享乐、忽视国事之人。

一把手不管事，身为二把手的杨秀清自然就得接过重担。

在同一天抵达天京之际，杨秀清派遣林凤祥与李开芳率军东征，他们接连攻占了天京东部的镇江和扬州。

获悉这一信息后，英法两国对镇江的贸易前景感到忧虑，立即派遣代表赶赴天京，旨在探询太平天国领导层的立场。

清廷得知消息，对此也是极为震动。

江南自唐朝始便成为国家经济的重要支柱。在清朝，仅苏南一地便承担了全国漕粮总额的一半份额。若太平军在天京成功扎根，并进一步征服整个东南地区，清政府的财政基础将面临崩溃的危机。

这是涉及到社稷安危的大事，不能怠慢！

迅速地，咸丰帝颁布了最终的命令，指示紧随太平军之后的向荣在孝陵卫、紫金山、雨花台以及东西门外设立江南大营，旨在阻挡太平军继续向东进攻苏州。

江南大营设于天京城郊，与洪秀全的天王府相距不足十里。向荣在洪秀全的势力范围之内建立营地，这无疑是与太平军正面相对的对抗态势。此举对天京的安危构成了严重的威胁。

对于这个腋下之患，太平军上下当然是希望拔除。

但因为攻坚能力不足，太平军的数次攻势均是无功而返。

至4月16日，咸丰皇帝下令，派遣钦差大臣琦善于扬州设立江北大营，旨在减轻江南大营的负担，同时配合江南大营的行动，共同实施对太平天国的围剿策略。

对于这个江北大营，太平军也是屡攻不克。

江南与江北两大营寨犹如两只铁爪，紧紧封闭了太平军东进的通路。

自然，清军的攻坚实力并不出色。向荣率领部队进攻南京时，结果却是损失惨重，成效寥寥。

由于双方都是谁进攻，谁吃亏。谁防守，谁占便宜。因而太平军和江南、江北大营的清军便很有默契地选择长期对峙，都不贸然进攻了。

太平军的势力范围当时极为有限，仅限于现今的南京、扬州、镇江、马鞍山等几个城市，与清朝的军事实力相比悬殊。若继续如此僵持下去，太平天国的未来将充满不确定性。

杨秀清迅速察觉到这一关键，深知太平军的主力不能长期驻守在天京城外，亟需采取分兵作战的策略，并将清军的主力引向外围战场。

因此，实施西进和北上的军事行动，扰乱清朝军队的布局，同时扩大领土的总体战略，便被正式纳入了讨论日程。

1853年5月初，林凤祥和李开芳被杨秀清从扬州召回天京，目的在于商讨即将进行的远征相关事宜。

五月的中旬，林、李二位从天京返至扬州，随即指挥他们麾下的两万大军从扬州出发，乘坐千余艘船只，沿着长江向上游进发，接连攻下了滁州、凤阳、临淮等地区。

北伐军启程不久，驻扎在浦口的吉文元亦率领部队启程，随后在凤阳与北伐军顺利会师，共同踏上了北伐的征途。

关于太平军北伐，历来批评不断。

人们普遍的指责之一是，林凤祥、李开芳与吉文元的名望尚显不足，北伐军的主帅之位理应由杨秀清亲自担任。即便杨秀清无法亲自出征，也应当是韦昌辉或石达开接替帅印。然而，洪秀全与杨秀清却只顾苟且偷生，竟然让那些并无显赫声望的将领们去承担送死的风险，如此一来，北伐之败又怎能避免？

然而，此类指责实则源于成见。尽管听起来似乎合情合理，但实际上却毫无根据。

首先，林凤祥、李开芳、吉文元均是擅长打硬仗的悍将。

在此之前，太平军成功夺取了益阳、岳州、武昌、安庆、南京等城池，他们几乎每次都充当了开路先锋的角色。他们所向披靡，每战必胜，每攻必克！

凭借战功的荣耀，林、李、吉三人官职显赫，分别担任天官副丞相、地官正丞相及春官副丞相，与秦日纲的天官正丞相、陈承珞的地官副丞相、胡以晃的春官正丞相地位相当，仅次于一众洪、杨、韦、石四王。在太平军中，他们位列前十，威望自然不容小觑。

其次，尽管在地位上林凤祥、李开芳以及吉文元无法与开国六王相提并论，然而林凤祥和李开芳却是萧朝贵身边不可或缺的得力助手，他们堪称萧部人马中的领军人物。

而萧朝贵生前又几乎与杨秀清平起平坐。

杨秀清身为东王的首席谋士，而萧朝贵则是西王的资深军师。尽管杨秀清在名义上担任萧朝贵的上司，但实际上他对萧朝贵并无实际控制力，更别提对萧朝贵麾下将领的影响力了。

萧朝贵在长沙阵亡之后，他昔日麾下的部队，即参与北伐的逾两万士兵，其一部分直接由洪秀全亲自指挥，而林凤祥与李开芳亦直接对洪秀全负责。

在此情形下，林、李二人与地位较之他们更为显赫的韦昌辉、石达开之间，仅存有尊卑的差别，并未形成上下级之间的领导隶属关系。

除非是洪秀全，否则就算是杨秀清，也领导不了他们。

既然缺乏领导地位，杨秀清便派遣林凤祥和李开芳分别担任北伐军的指挥官，这一举措无疑是恰当的。

反观此举，若是为了所谓的号召力，强行在林凤祥、李开芳的名下增设一位王爷，实乃无中生有，不仅无法发挥任何效用，反而可能增添诸多困扰。

因此，对“太平军高层畏惧战事，派遣几位名不见经传的士兵赴险境”这一说法的指责，完全是基于一种成见，实际上是没有真正了解太平军的内部架构。

若对太平军的北伐进行挑剔，最多只能指出杨秀清、林凤祥等人在北伐过程中存在教条主义倾向，以及过于轻敌和自信的失误。

北伐部队推进至皖北的蒙亳地带，随后与当地捻军实现联合，使得总兵力扩充至十万之众。

随着北伐军不断远离后方，队伍内部遭遇了诸多挑战。他们孤军深入，面临粮食补给和草料的极大困难；南方士兵不适应北方麦面，难以融入当地的饮食习俗。

为了解决问题，李开芳派人回天京回报情况，希望后方给予增援。

但得到的回复却是“现今辅排镇守天京，不必悬望。”

这就意味着，目前天京这边正面临重重困境，可调动的机动兵力仅有数千，根本无法派遣援军，因此你们无需期待援兵的到来，只需专心一意地继续向北方进发即可。

由于后方无法提供支援，而前方局势又极为复杂，杨秀清此刻应采取的策略是对原有计划进行调整，使北伐部队继续在河南与清军展开较量。

若情况实在不乐观，便选择退至淮河一线，以天京为后盾进行抵抗，而非让北伐部队硬碰硬地一味北进，结果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被清军四面八方严密包围。

然而，由于杨秀清的轻敌心理，竟妄图以一支孤军推翻清王朝。

林凤祥、李开芳、吉文元等人对杨秀清的决策不敢提出任何疑问，他们只是盲目地、机械地执行着上级下达的指令。

故而，在围攻怀庆失利后，北伐军的一只脚也就踏进了鬼门关。

北伐军启程之际，太平军的人数大约在十万左右，即便减去参与北伐的部队，剩余的兵力也尚有七八万。那么，杨秀清究竟是如何声称天京仅剩几千人的呢？

由于北伐军已撤离，杨秀清立刻以胡以晃和赖汉英（洪秀全的妹夫）为领导核心，随即发起了向西的征战。

1853年5月19日，胡以晃、赖汉英率战船千余艘，兵员两三万人，自天京溯江而上西征。

随后的一个月，太平军如同摧枯拉朽一般，连克安庆、湖口，包围了江西省会南昌。

太平军来袭之际，清政府正规军节节败退，损兵折将，唯有新任湖北按察使江忠源所率的楚勇尚能顽强抵抗。

1853年6月，南昌城陷入重围，江忠源闻讯后，即刻率领部队急速赶往支援，随后与赖汉英在南昌展开了激烈的战斗。

在这场战斗中，江忠源屹立在城墙上指挥作战，太平军的炮火将他的部下悉数击倒，然而他面色不改，依然坚定地指挥军队不退一步，极大地提振了士气。原本士气低落的清军亦成功击退了太平军的攻势。

未能成功强攻，赖汉英立刻下令挖掘地道，并在地下埋设地雷，企图以此炸毁南昌的城墙。

然而，每当太平军炸毁城墙，涌入城内，他们最终都未能幸免，被江忠源及其胞弟江忠济亲自率领的军队驱逐出城。

屡战屡败，赖汉英命人加大工程量，开挖了一条长达六里的地道。

江忠源在获得情报之后，采取了针对性的措施，命令士兵向地道中注入水源，从而再次成功抵挡了太平军的进攻。

至八月初，杨秀清得知南昌城久攻不下，于是立即派遣韦俊、石祥桢等将领，带领部众沿江而上，以支援赖汉英。

韦俊等部抵达南昌城外围，携手赖汉英共同发起攻城之战，尽管如此，他们终究未能击败江忠源。

九月底，杨秀清对赖汉英指挥围攻南昌超过三个月的情况表示不满，认为这种拖延战术既费时又无果，严重影响了西征的整体战略安排，于是决定将他召回天京，剥夺了他的职务，让他坐上了冷板凳。

关于赖汉英的下场，说法不一。

据说在太平天国内部发生纷争的前夜，他遭受了杨秀清的迫害，陷入绝境，最终选择投江自尽。

据说他脱离了太平天国，重返广东，于香港从事医术，直至1909年方才离世。

赖汉英被撤职后，石达开临危受命，主持西征战事。

相比于江湖医生出身的赖汉英，石达开的军事素质就显着高出了好几个段位。

石达开抵达前哨后，为了扭转晦气局势，首先加固了安庆的城防工事。

西征军能不能持续攻城略地，这个先放一边。至少安庆这座军事要塞，绝不能再弄丢了。不然天京危矣。

在稳固防线的一同，石达开又命韦俊、石祥桢率部进攻湖北。令胡以晃和有“飞将军”之称的曾天养进攻安徽暂时省会庐州（合肥）。

得知和平军分兵，江忠源就像救火队长一样，处处奔走，给无能的同僚擦屁股。

1853年10月，江忠源率军赴田家镇（今属湖北武穴）与和平军激战。

不久后，因和平军攻陷黄州、汉阳，围困武昌。江忠源又再接再励赶到武昌，大北和平军，解除了武昌之围。

12月下旬，和平军攻打庐州。江忠源得知后，将大部队留在湖北，自己只率二千戎马赶赴庐州围住。这一幕，像极了几个月前的南昌之战。

不过，这一次没有再产生奇迹。和平军在胡以晃和曾天养的带领下，一面攻击庐州，一面围点打援。

外线的清军无法声援庐州，而庐州城内的清军兵力又很少。

最终，庐州知府胡元炜顶不住压力，自动投降，庐州被和平军霸占。江忠源见大势已去，跳水自杀。

庐州是兵家必争之地，加之又除掉了劲敌江忠源，如此巨大的功劳，必需求褒扬。所以战役结束后，胡以晃以取庐之大功，被洪秀全晋爵为豫王。其时与他一同受封的还有秦日纲，被封为了燕王。

豫王、燕王，从洪秀全新授王爵的称号就不难看出，他此刻已有问鼎中原之意。

当然，洪秀全的雄心勃勃，也便是幻想算了。

由于此刻北伐军的状况十分糟糕，而洪秀全对此，什么忙也帮不上。

1853年11月，北伐军长驱直隶，打到了天津。

咸丰帝得知音讯，急令胜保为钦差大臣，命惠亲王绵愉为受命大将军，科尔沁郡王僧格林沁为参赞大臣，三人一同率大军合力堵截北伐军。

1854年2月，在清军的围堵，以及酷寒气候的影响下，北伐军无法再进一步，只好南退。

见北伐军撤退，僧格林沁和胜保当即反扑。

由于清军都是马队，北伐军多为步兵，所以北伐军很快就被清军围住。

后来，北伐军反复围住，清军凭仗马队优势又反复合围。

每次北伐军围住出去，走不了多远，又会被清军再围住。

为了把北伐军接回来，杨秀清前后派去两支援军，成果都被清军打退。

等不来援军，一同北伐军又人困马乏，跑不过清军的四条腿。

就这样，清军将北伐军完全围在了山东的高唐州一带。

北伐军出问题的一同，西征军也出了问题。

石达开扭转晦气局势后，威望大涨，这让杨秀清很不高兴。

所以，石达开就被叫回了天京，杨秀清随即又改派秦日纲掌管西征战事。

秦日纲到了前哨后，起先的局势还挺好的。

石祥桢率部占领岳州，韦俊率部占领武昌，陈玉成在攻下武昌的战役中，一战成名，由此在和平军中崭露头角。

和平军在两湖获得阶段性成功后，曾天养也率军进入湖北，于黄州斩杀清军四千余人，打得湖广总督吴文镕（曾国藩座师）自杀。

然后，曾天养和陈玉成又分别率军前进鄂西、鄂北，连克孝感、云梦、德安、随州、安陆、宜昌、枝江，打得清军闻风丧胆。

然而，和平军的好日子没过多久，很快就碰到了硬茬子。

什么硬茬子呢？曾国藩带领的湘军。

1854年春，湘军组成完毕，曾国藩随即发布《讨粤匪檄》，正式向和平天国宣战。

曾国藩的这篇《讨粤匪檄》，写得十分有水平。

和平军以“天下一家，同享和平”为标语，动员贫民参加起义。又以”驱除胡虏"为标语，号召汉人团结起来推翻满人的控制。

曾国藩知道清朝很腐朽，也知道满汉矛盾难以调和。所以在檄文中，他绕开了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完全不提忠君爱国，只着重和平天国信洋教，毁孔庙，说和平军丢弃了中国接连千年的礼教，实乃违反人伦之举，所以必需求征伐他们。

在曾国藩檄文的影响下，其时一大批地主土绅和民众打着“捍卫传统文化”，向和平军宣战。

1854年4月，和平军与湘军正式交手。

此役，湘军主力驻扎于长沙。和平军则兵分两路，一路由石祥桢带领，由岳州向长沙进攻。一路由林绍章带领，经宁乡绕开长沙，直插湘潭，切断湘军的退路。

得知了和平军的部署后，曾国藩也兵分两路，他自己亲率水师迎战石祥桢。委派塔齐布（满洲镶黄旗人）率湘军陆师进攻林绍章。

开战之后，石祥桢在靖港（位于长沙望城区）重创了湘军水师。打得曾国藩备羞愤难当，两度欲跳水自杀。

但靖港大捷后没几天，塔齐布带领的湘军陆师在湘潭获得十战十捷，打死打伤和平军近两万人。

和平军的西征军，总共也就四五万可战之兵。

由于林绍章的指挥不力，导致近两万人被消除，这让西征军的兵力瞬间绰绰有余，不得不由攻转守。

1854年6月，在湘军四路大军的攻击下，和平军退守岳州。

岳州是湖南的北大门，假如岳州再守不住，和平军就会湘军被赶出湖南。

鉴于岳州的重要性，曾天养当即率部驰援。

驻扎岳州的和平军见“飞将军”前来助战，士气大涨，心想这波稳了！

然而，骁勇善战的曾天养，居然战死在了岳州城北的城陵矶。

曾天养之死，直接导致和平军士气大跌。

连“飞将军”都打不过湘军，谁还打得过？

眼瞅着湘军势不可挡，而和平军又人心不稳。杨秀清只得下令收缩阵线，自动抛弃武昌。并派秦日纲到田家镇督战，确保田家镇的万无一失。

然而这场田家镇之战，和平军在秦日纲的指挥下，又被湘军打得大北。

秦日纲这个人，不知兵法，名望大于实力。他能封王，主要是由于资格老，而不是由于他有多强的军事指挥才能。

需求留意的是，一向以来，由于片面宣扬的缘故，很多人往往会有一种错觉，即以为湘军前期被和平军吊打。直到后来得到列强的扶持，这才开端吊打和平军。

实际上，湘军一向与和平军便是五五开，并不存在湘军前期被和平军吊打的状况。

田家镇的失守，让杨秀清极为盛怒。

此刻和平军在各条阵线上的表现都不好。

北伐军仍旧被围困于山东，后来在清军的全力攻击下，全军覆灭。

西征军连战连败，现已退无可退。

无法之下，杨秀清只好下令调换秦日纲，并让石达开再次掌管西征战事

湘军方面，连战连捷，让曾国藩志足意满。

不久后，曾国藩率湘军三万人沿江而下，攻打和平军把守的九江和湖口。

面临湘军的攻势，九江守将林荣启和湖口守将罗纲要枕戈待旦。他们在长江沿岸布设了很多大炮，又命人找来很多十多米长的木头，横亘在了鄱阳湖与长江的交汇处，一同用铁索将这些木头联结起来。

比及湘军发起进攻后，由于水师无法进入鄱阳湖，加之岸上和平军火炮的猛烈射击，湘军一时找不到突破口，曾国藩只得下令撤退。

而就在湘军的第一波攻势被击溃时，石达开来到了湖口。

石达开在与罗纲要协商后，发现湘军水师存在求胜心切的骄躁心理，便决议使用诱敌深入的战法，全歼湘军水师。

1855年1月29日，扼守鄱阳湖口的和平军佯装溃败，故意抛弃阵地，撤往梅家洲。

湘军水师一部不知有诈，紧随和平军的”溃兵“冲进鄱阳湖内。

见敌军入套，石达开当即命人封锁湖口，断敌退路。就这样，原本实力强壮的湘军水师遂被和平军拦腰斩割为湖内、湖外两支，实力大为减弱。

之后的几天，和平军接连发起反扑，首先消除了湖口内的湘军水师。

然后，罗纲要又以轻舟偷袭停靠在长江水面上的湘军水师，焚烧湘军水师大船九艘，小船三十余艘，打得曾国藩再一次投江自杀，后被左右救起，难堪逃出战场。

湖口之战后，湘军水师丢失殆尽，失去了进攻自动权。

石达开抓住战机，派出多路部队在湖北、江西攻城略地。

1855年4月，和平军第三次占领武昌，湖北巡抚陶恩培在武昌城破之后自杀。

不久后，为了解除江南、江北大营对天京的围困，秦日纲被杨秀清调回天京，武昌战事改由韦俊掌管。

由于秦日纲带走了一部分戎马，所以接下来的几个月，武昌和平军也无力进攻，只能与清军就这么对峙了起来。

在对峙了一段时间后，坐守南昌的曾国藩为打破僵局，令湘军一部自江西向武昌进攻。

石达开得知音讯，分兵西进，救援湖北。

到了湖北后，石达开与韦俊一同反击。

这一次，石达开使出围魏救赵之计，先在鄂南击败湘军，然后留韦俊与湘军持续对峙，石达开则一个闪回，挥师又重新杀回江西。

此刻的江西，防护空虚，和平军连战皆捷，连克八府五十余州县。

1856年3月，石达开在江西樟树大北湘军后，将南昌四面合围，切断了对外联络的所有通道。

面临这一幕，身处南昌城中的曾国藩战战兢兢，如临深渊，随时预备跳水自杀。

接下来，假如和平军死磕南昌，曾国藩估量就得提前找阎王爷报导了。

但很不凑巧，石达开在关键时刻也被杨秀清调回了天京，参加天京围住战。

石达开走后，杨秀清改派韦昌辉掌管江西战局。

而韦昌辉的才能敷衍不了这么大的阵仗，因此曾国藩也获得了喘息之机，指挥湘军陆续又克复了上高、新昌、义宁、通城等地。

关于江北和江南大营，前面没细说，这儿做个简单介绍。

依据其时一个叫马寿龄的读书人的记载，江南大营中的清军，可谓是“人才”汇集。

有拿手替人盖房子赚外快的“土木工程师”，有精于编筐搭棚的“手艺人”，有拿手栽花、种树的“园艺师”，有拿手养狗的“驯犬师”，有精于赌博的“赌神”，有精于戏剧艺术的“艺术家”，有拿手倒卖军用物资的“商业奇才”。

可是，便是没有会交兵的军事人才。

一支戎行，除了不会交兵，三百六十行，样样精通，按理说，这支部队没有保存的必要。

然而，由于清政府此刻现已没有拿得出手的机动力量了。

因此，这么一支人才汇集的部队，就这么被朝廷花着海量的军费养着了。

比之江南大营，江北大营的状况更糟糕。

厚道一点的兵，平日里主要是提笼架鸟、抽鸦片、听小曲、买玉石、买字画、赌博、下棋、装病、搞基，做买卖。

品德恶劣的兵，可谓五毒俱全，像什么杀人放火、掠夺老百姓、抢自家军火库之类掉脑袋的事，无所不做。

更让人无语的是，江北大营的钦差大臣琦善也知道自己手下的兵，除了交兵不可，干什么都熟行。所以他还寡廉鲜耻的向朝廷请示，是否可以对和平军“围而缓攻”。

在琦善看来，打南京是不可能的。假如激怒了和平军，他的大营分分钟就会垮掉。

面临这两座“人才”汇集的大营，和平军起先由于配备落后，百般无奈。

但随着西征的不断成功，地盘的不断扩大，配备的不断提高，杨秀清也有了攻下两大营的决心。

1856年4月，秦日纲率军三万，攻破江北大营。

6月，石达开与秦日纲、陈玉成联手又攻破了江南大营。

当和平军冲向江南大营时，江南大营统帅向荣一点方法也没有，只能丢下部队跑路。

6月下旬，石达开在解除了天京之围后，又再接再励地赶往武昌，与湘军李续宾部交手。

得知石达开又回来了，曾国藩心里登时哇凉哇凉的。但在得知江南、江北大营被和平军拔掉，向荣被朝廷下旨革职后，曾国藩表面上装出一幅哀痛模样，实则心里乐开了花。

和平军打得好啊，多消除一些旗营兵，朝廷对湘军就多一分的倚重。

不久后，关于曾国藩而言，又一个喜讯传来。

在江西督战的韦昌辉，在湖北督战的石达开，在苏南督战的秦日纲，在同一时间被洪秀全调回了天京，参加诛杀杨秀清的举动。

当然，曾国藩起先并不知道“天京事故”的内幕。可是，这并不阻碍他发起反扑，克复地盘。

1856年9月1日，韦昌辉在天京城外遇到奉诏回京的秦日纲，两人深夜叩门要求进关。

由于杨秀清没有接到任何报告，加之又有天官正丞相陈承瑢（仅次于杨秀清的行政二把手）做内应，所以韦、秦两部约三千人马便以换防的名义，分批进入了天京。

第二天清晨，韦、秦、陈三人得到洪秀全的授意，随即突袭东王府，杀掉杨秀清，并将东王府内的杨秀清和家族、府中官员、卫士，共约数千男女悉数杀死。

杀了几千人，韦昌辉、秦日纲、陈承瑢仍不解恨，随即又以搜捕“东党”为名，血洗天京城，导致两万余人被屠杀。

天京事故时，石达开还在路上。

比及他回天京后，面临尸横遍野的一幕，当即与韦昌辉爆发了争论。

当天晚上，石达开感觉韦昌辉要对自己下手，连夜缒绳吊城而出，赶回安庆去了。

韦昌辉没逮到石达开，便屠灭了整个翼王府。连石达开正房妻子、卫天侯黄玉昆女儿也都杀了，无一幸免。

半个月后，得知全家被杀，石达开在安庆以“清君侧”名义起兵，征伐韦昌辉，并期望洪秀全处死韦昌辉、秦日纲等人，不然他就班师回朝，平息内争。

洪秀全也不傻，石达开手握重兵，等他回来了，韦昌辉必死无疑。自己估量也得靠边站。

所以，洪秀全在秦日纲和陈承瑢的支持下，方案干掉韦昌辉。

见洪秀全要对自己动手，韦昌辉带领本部戎行进攻天王府，公开与洪秀全分裂。但因天王府围墙高大，韦昌辉没能攻下，最终落了个部下一哄而散，整个北王府满门抄斩的下场。

韦昌辉身后，秦日纲和陈承瑢也双双被洪秀全根除。

自此，和平天国前期的八个王爷，两个战死，三个被诛杀，一个病死，仅剩洪秀全和石达开两人。

11月下旬，石达开回到天京。他以天国安危、全局为重，没有惩罚、诛杀任何一个有悖于他的异己分子。

大家见石达开深明大义，便纷纷拥护他。

洪秀全见石达开受到世人的热烈欢迎，心里很不是味道。他明面上让石达掌管朝政，总理军国大事。实则私自让自己的两个哥哥洪仁发和洪仁达对石达开进行各种掣肘。

面临洪氏兄弟的镇压，石达开坐立不安，他深知洪秀全容不下自己，最终决议出走。

而石达开的出走，也让和平天国由盛转衰。

对和平天国晦气的工作，对湘军而言，自然是有利的。

和平军高层内斗，自相残杀。石达开为了报仇，又从武昌抽走了四万精锐。加之江南、江北大营全军覆灭，朝廷一时无兵可用。

此刻的曾国藩，可谓是秦始皇摸电线——赢麻了。

既然老天爷如此协助自己，那自己当然不能错过机会了。

不久后，曾国藩重整湘军，对和平天国发起了强壮攻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