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商纣王的罪行，最为可信的记载来源于《尚书》，因为它离商纣王的时代较近，历史的记载较为真实可靠。其他战国、汉代和晋朝的史书，尽管也提到了纣王的罪行，但可信度较低。尤其是《尚书》中的《泰誓》篇，内容值得怀疑。

《泰誓》篇中详细列举了纣王的诸多罪行，其中包括“焚炙忠良，刳剔孕妇，斮朝涉之胫，剖贤人之心”等指控，还指责纣王“狎侮五常”。然而，五常（仁、义、礼、智、信）这一概念是典型的儒家思想，而儒学直到汉朝董仲舒时期才逐渐成型。既然周武王的时代并不具备儒家思想的普及，那么《泰誓》中提到的五常罪行自然显得不合时宜，值得怀疑其真实性。

相比之下，《牧誓》篇则显得更加可信。这篇记录了周武王在伐纣之前的动员演讲，指控商纣王有四大罪行：一是听信妇人之言，二是废弃祭祀，三是疏远贵族兄弟，四是重用逃亡罪人。从这些指控来看，商纣王似乎是个极其昏庸的君主，但这些指控是否成立？如果从甲骨文来看，这些罪名可能并不成立，甚至可以认为纣王可能被冤枉了，或者说周武王的指控有所夸大。

首先，关于商朝妇女的地位问题。在商代，女性的社会地位并不像后来的封建社会那样低下，尤其是贵族女性，社会参与度较高。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妇好，她不仅是商王武丁的妃子，还独立拥有自己的封地和军队，甚至亲自指挥征战。因此，商纣王听信妇人之言并不算什么大罪，而是当时社会常见的现象。周朝建立后，妇女地位较低，周武王可能因此将纣王听信妇人之事视为其罪行来指责，实际上这只是时代背景的差异。

接着，关于“昏弃祭祀”的指控，实际上可以看作是王权与神权之间的斗争。从商代的开国皇帝商契开始，商族便将神权置于王权之上，商王常常受到神权的制约。到了武乙时期，他通过“射天”削弱了神权的影响。甲骨文中也有记载，在帝乙时期，商王开始掌握卜筮之权，逐渐摆脱神权的影响。商纣王若确实放弃祭祀活动，很可能是为了摆脱神权的束缚，从而增强王权。而周武王则以此为罪行加以指责，显然也带有政治目的。

关于“昏弃兄弟”的指控，实际上也与当时的政治格局有关。根据《史记》记载，纣王的庶兄微子启曾多次提出忠言，但始终未能得到采纳，最终投降了周武王。这表明，微子启和其他贵族，像箕子和比干等人，在政治斗争中占据着重要地位。为了巩固自己的王位，商纣王不得不减少与这些贵族的联系，并逐渐疏远他们。在商朝的王位继承过程中，继承规则也发生了变化，从原来的“兄终弟及”逐步转向“父死子继”。因此，纣王的做法并非出于恶意，而是为了强化自己的权力。

至于“重用逃亡罪人”这一罪名，商朝晚期确实出现了贵族阶层与普通百姓之间的矛盾。纣王可能在面对贵族反对时，为了巩固自己的权力，重用了来自低阶层的“罪人”。这种做法，在商朝历史上并不罕见。像伊尹、傅说等出身较低的政治人物，凭借自身能力获得了朝廷的重用。因此，这一行为从商朝的实际情况来看，并不算过错，反而可以视为一种打破传统、吸纳人才的做法。而周朝则更看重出身和血统，因此从周武王的角度来看，纣王重用“罪人”显得不合常理，但这也正是历史视角的不同。

总之，纣王的这些所谓罪行多是从周朝的标准来评判的，而周武王的指控无疑带有强烈的政治动机。在商朝当时的社会背景下，许多做法并不算不当，周武王的指责显然是为了正当化自己的军事行动与政权合法性。因此，历史的叙述往往有胜者的一面，而商纣王的“罪行”很可能是胜利者对其的过度渲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