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以来，王朝更替之事屡见不鲜，而每一个新兴政权的首要任务通常是重建其“法理”，也就是找到一个具有足够说服力的理由来推翻现政权，进而让百姓认同自己才是历史的正统继承者。这种策略往往不只停留在军事层面，更多的还是通过构建合法的政治话语体系来稳固政权。

回顾历史，古代政权在推翻对手时，所依托的“法理”或许可以大致分为三种：第一种为“吊民伐罪”，即以替民众报仇为名，捍卫百姓的利益；第二种则是直接以“灭亡旧政权”作为借口，比如元末的红巾军起义，就以恢复宋朝正统为旗号；第三种则是宣称气数已尽，推行“禅让”，例如东汉和隋唐的灭亡，均通过“禅让”形式来进行权力交接。

《尚书·牧誓》记载了周武王在灭商之前所发布的动员令，在其中他提到商纣王“俾暴虐于百姓”，似乎表明周武王伐纣正是以“吊民伐罪”的名义进行的。然而，这里需要明确的是，周武王所说的“百姓”与后来的秦汉时期的“百姓”概念有所不同。在商周时期，“百姓”一词更多是指那些非王族的宗族支系，实际意义上是指除了王族外的其他家族成员，并非我们所理解的普通百姓。因此，武王所说的“百姓”并不完全等同于平民百姓。

这一点很重要，因为即便是“纣王暴虐百姓”的说法，实际上也只是周武王列举的罪状之一，并非直接的出兵理由。那么周武王到底凭什么发动了这场战争呢？《牧誓》中列举了纣王的多个罪行，其中最为突出的一条是纣王“昏弃厥肆祀”，也就是说，纣王听信妇人的话，而不按时祭祖。这一点，是周武王明确指出的第一项罪行。

然而，纣王听信妇人的事并非一个全新的问题，商朝时期，确实有过女性参与政治的传统。比如商朝的名将妇好，她不仅能带兵出征，还能主持祭祀。所以“听信妇言”并非周武王对纣王的首要指控，关键仍在于纣王“不祭祀祖先”。对于当时的商周社会来说，祭祀祖先是国家大事，不祭祖是对政治秩序的极大挑战，尤其是作为一个“人臣”的周武王，提出这一点似乎显得有些“越权”。

考古学的发现，尤其是在殷墟出土的祭祀卜辞，证明了纣王在位时确实减少了对祖先的祭祀，甚至有人殉的数量也比商王武丁等时期要少，这一点无疑支持了周武王指责纣王不祭祖的说法。由此可见，周武王的这一指控并非空穴来风，而是有实质依据的。

回到周武王的动员令，其实他是在为自己“臣弑君”披上合法的外衣，给周人的举兵行动找一个正当的理由。既然当时的商人和周人都认同“不祭祖”是对政权的极大不敬，那么周武王的举兵自然不会引发广泛的质疑。这也解释了当时许多诸侯为什么能够接受“因不祭祖而起兵”的理由。

考古资料表明，在陕西周原地区发现的甲骨文，揭示了许多关于周人和商朝之间的联系。尤其是在1977年7月，陕西岐山县凤雏村发现的甲骨中，记载了商朝先祖成汤、武丁和帝乙的祭祀事宜。这些甲骨文显示，当时周人并未直接祭祀这些先王，而是通过占卜和祭祀的形式进行。

此外，凤雏村发现的甲骨中，还出现了“衣王”、“商王”等称谓，这显然是周人用来描述商朝王室的词语。而这些甲骨上所出现的字样，与殷墟甲骨的写法有所不同，显示出这是周人所使用的文字。进一步考证，这些甲骨属于周文王时期，因此可以推测，这些祭祀活动与周文王有着密切关系。

从这些甲骨卜辞的内容来看，周文王确实有祭祀商朝先王的行为，但这种行为更像是出于政治需要，希望借此拉拢商朝的贵族力量来支持周人的反抗，而非单纯的宗教行为。这一举动也展示了商周两个王室之间的血缘关系。

事实上，周文王和商朝王室有着深厚的血缘和姻亲关系。殷墟的甲骨卜辞中，商王的母族曾多次出现“姬”姓，表明商王室的母族与周王室存在着长达数百年的联姻。周文王祭祀商朝的先王，实质上是在显示自己是商朝先王的后裔，并希望借此得到祖先的庇佑。

这些考古发现和文献记载一致证明了，周文王并非单纯以祭祀商朝先王为手段，而是在寻找政治上的支持，使得周朝王室能够顺利挑战商朝的统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