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解放军进行了大规模的组织改编，统一了部队的番号，将分散的纵队整合为更为精简的军事单位，同时还组建了多个兵团。五个战略区域，包括东北、华北、西北、中原和华东等地的部队，重新编制出1兵团、2兵团、3兵团、4兵团、5兵团、7兵团、8兵团、9兵团、10兵团、12兵团、13兵团、14兵团、15兵团、18兵团、19兵团和20兵团，共计16个兵团，而这些新成立的兵团将深刻影响中国军事历史的发展。

在这16个兵团中，各司令员分别是王震、许光达、陈锡联、陈赓、杨勇、王建安、陈士榘、宋时轮、叶飞、肖劲光、程子华、刘亚楼、邓华、周士第、杨得志和杨成武。这些指挥官的任命究竟是怎样进行的呢？是凭借资历、还是根据战绩，或是根据谁在战场上表现出色？通过分析这些将领的经历，我们可以发现一个显著的共同点，那就是他们大多出身于政治工作领域。王震、陈锡联、杨勇、王建安、叶飞、肖劲光、程子华、刘亚楼、邓华及杨成武等人在土地革命期间均长期担任过政工干部。

政治工作背景的将领，在担任军事指挥员的过程中，不仅关注军事指挥的效率，更对政治工作有着深刻的理解。兵团司令员的职责与军长、师长和团长有所不同，他们并不直接参与前线的战斗指挥，更多地是需要考虑综合能力，而不是单一的军事指挥才能。从战争的角度来看，领导者需要从战术层面提升到战略层面，制定更为长远的战略计划。

从战斗的角度看，能够打胜仗的将领担任司令员无疑是较为合适的；但在没有硝烟的斗争中，诸如政治、外交、以及人际关系的处理能力同样重要，如何有效把握这些非军事斗争的领域都是各位指挥官需要面对的挑战。在渡江战役之后国民党军队接连失败，许多国军将领纷纷投诚，此时作为兵团司令员，如果仅依靠军事打击的观点来考察，无疑是片面的。如何从政治的角度去瓦解敌人，迫使其俯首称臣，显得更加重要。比如，在渡江战役后，英军军舰在长江上航行，涉及到军事外交。如果能够做到有理有据、风度翩翩，并且在关键时刻进行有力的反击，便是对部队首长综合能力的一次重大考量。

在第二野战军选拔兵团司令员的过程之中，王近山曾向刘邓首长咨询人选事宜。王近山在当时的二野部队中，因战绩斐然而声名显赫，确实是一位实至名归的军事指挥官，担任司令员的希望也颇大，但最终杨勇却被任命为司令员，而王近山只能担任副司令员。这到底是为何呢？邓小平曾对王近山给予好评，然而却指出“打仗方面的强者杨勇在其他方面则更胜一筹”。从邓政委的表态可见，考量将领的标准并非仅仅是军事能力。

更为重要的是，军队历来将政治工作视为首要任务。1948年初，全军开展了诉苦三查的新型整军运动，士兵们在思想上明确了为谁而战的信念，战斗意志因此有了显著提升，组织纪律性也有了明显的改进。新中国成立后，为了进一步加强部队的建设，大军区相继设立了第一政委、第二政委及其他政委职务，却并没有设立第一司令员、第二司令员等职位。到20世纪60年代，军队更是提出了“突出政治”的工作方针；即便是1985年，国防大学的成立也显示了对军队政治思想教育的重视程度。

这一系列现象的本质，无疑体现了“党指挥枪”的深刻含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