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光在玻璃底版上凝结成琥珀，当褪色的流年被重新染上人间烟火 —— 这些经手工细绘的民国影像，正从历史的褶皱里睁开眼睛。

1939年4月23日至25日，八路军第120师在贺龙师长指挥下，于河北河间齐会地区与日军激战三昼夜，首次在平原地区几乎成建制歼灭日军精锐第27师团第3联队吉田大队，毙伤敌700余人，缴获山炮1门、轻重机枪20余挺及大批军用物资。这场胜利极大鼓舞了冀中军民的抗战信心，中共中央致电嘉奖，蒋介石亦发来电报称“贺师长杀敌致果，奋不顾身，殊堪嘉奖”。

战斗结束后，第120师在齐会村举办庆功宴，画面中贺龙师长坐在临时木凳上与战士们谈笑风生的场景，庆功宴的举办地齐会村，作为战斗核心区域，此前已被日军炮火严重损毁，但当地群众仍倾其所有支援八路军——他们连夜筹集粮食、腾出房屋，甚至将家中门板拆下作为临时餐桌。宴席上的食物虽简朴（多为百姓送来的烙饼、咸菜和缴获的日军罐头），却承载着军民共庆胜利的喜悦。

照片是1943年，戴笠陪同蒋介石视察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简称“中美合作所”）的场景。蒋介石此次视察发生于中美合作所正式成立后的1943年7月，地点为重庆歌乐山下的总部及周边训练设施。此时中美合作所已完成初期筹备，开始运作电讯侦测、特工培训等核心业务。

中美合作所成立于1943年4月，由军统局与美国海军情报署联合组建，总部设于重庆歌乐山下。其核心目标是整合中美资源，共同对日开展情报搜集、密码破译、气象监测及游击作战训练。蒋介石对该机构高度重视，因其既能获取美国先进技术支持，又可通过军统强化对情报体系的掌控。戴笠作为军统局长兼中美合作所主任，负责协调美方资源并直接向蒋介石汇报工作。

视察期间，蒋介石观看了中美联合训练的特工进行爆破、侦察等科目的演示。戴笠在旁介绍，受训人员已派往东南沿海执行破坏日军交通线的任务。

视察后，蒋介石批准中美合作所扩大规模，增设特训班（如重庆特警班），并拨付更多资源用于情报网络建设。至1945年，中美合作所已训练特工5万余人，成为抗战后期重要的特种作战力量。

1937年的上海街头，一张照片定格了一位普通百姓的英勇瞬间。照片中的男子名叫孙景浩，镜头前，他早已停止了呼吸，生命永远定格在那场惊心动魄的抗争中。画面一角，其被加盖 “不许可” 印章并禁止公开，完全符合日军 “消灭抵抗记忆” 的宣传政策 —— 既防止反日情绪扩散，也避免影响其 “亲善” 形象。

1937年11月上海沦陷后，日军立即建立了严格的新闻审查与影像管控制度。据《华中方面军新闻检查要领》记载，任何反映日军伤亡、占领暴行及中国军民抵抗的影像资料（包括照片、胶片）均被列为 “不许可” 类，轻则销毁，重则追查拍摄者与传播者。

彼时，上海沦陷，日军趾高气扬地举行进城仪式。孙景浩混在人群中，佯装欢迎。就在日军放松警惕的刹那，他毫不犹豫地掏出怀中的手榴弹，如离弦之箭般冲向敌军。一声巨响，三名日本兵应声倒地。然而，寡不敌众，日寇的子弹无情地穿透了他的腹部。孙景浩用生命为代价，谱写了一曲气壮山河的抗争悲歌，用最决绝的方式，展现了中华儿女宁死不屈的铮铮铁骨。

1928年，《亚东印画辑》拍摄的五华楼位于大理古城中央，照片呈现了明代重建后的建筑形态。画面中，五华楼为两层重檐歇山顶结构，底层为砖石基座，上层为木质楼阁，楼檐下悬挂“五华楼”匾额。摄影师从街道右侧取景，捕捉到五华楼在上午低角度光线下的阴影，以及周边商铺、行人的市井场景。

五华楼始建于南诏时期（856年），原为南诏王宴请西南诸国君长的场所，规模宏大。元明时期多次重修，至1920年代，现存建筑为明代重建后的形制，已非南诏原楼。照片中的五华楼在1972年因“文革”被拆除，1998年按明清旧观重建。《亚东印画辑》的记录成为研究民国时期五华楼形态的重要实物资料。

1945年8月，抗战胜利的消息虽为山城重庆带来短暂振奋，但暑气蒸腾下的城市街头，仍弥漫着压抑与困顿。一栋外墙剥落、砖石裸露的楼房外，三位衣衫褴褛的妇女佝偻着身子，粗糙的手指反复清点着几叠厚厚法币，纸币在她们掌心簌簌作响。这些看似丰厚的纸钞，实则不过是购买力近乎枯竭的 “废纸”，即便数得再多，也换不来一家人几天的口粮。

彼时的法币体系已濒临崩溃。自抗战爆发后，为弥补巨额军费开支，国民政府开启无节制印钞模式。经济学家吴承明统计显示，1945年8月法币发行量较1937年激增约1400倍，物价更是狂飙1795倍。物资匮乏、官僚资本囤积居奇与战后投机潮，如同三股暗流，将通货膨胀推向失控深渊。《大公报》1945年9月的报道触目惊心：“一块肥皂售价5000元，一盒火柴800元”，普通工人月薪仅够买10斤大米，货币价值与民众生存需求间的鸿沟越裂越深。

1946年，抗日战争胜利已近一年，上海作为远东最大的城市，正从日伪统治的创伤中恢复。南京路上，朱漆斑驳的老字号"同德堂"药铺门庭若市。深褐色的榆木柜台后，老朝奉正将戥子悬于拇指与食指间，银丝般的秤杆微微倾斜，精准称量着黄芪，空气中浮动着混合着麝香与艾草的药香。妇人捧着药方候在一旁，柜台上算盘珠噼里啪啦的声响，共同谱写出战后上海的市井乐章。

中药材多来自江南产区（如浙江白术、安徽丹皮），部分稀缺药材（如云南三七、西藏红花）因战时交通阻断仍供应紧张，药铺需派专人赴产地采购，或通过“药行”（中间商）调货，成本上涨导致药价居高不下。

1932年3月9日，溥仪在日本关东军扶持下于长春就任伪满洲国“执政”，并将长春改称“新京”作为伪都。4月3日，溥仪迁入原吉黑榷运局官署（今伪满皇宫博物院），此处成为伪满“执政府”。此时，溥仪的二妹爱新觉罗·韫龢已随家族抵达长春，韫龢自幼与溥仪关系密切，被溥仪称为“心腹”，曾随其经历出宫、寓居天津等阶段，此时作为伪满皇室成员参与官方活动。

1932年4月，韫龢在长春某官方场合（推测为伪满执政府或关东军安排的社交活动）下楼梯时，被众人簇拥留影。4月正值伪满成立初期，日本关东军急于塑造“五族协和”形象，韫龢作为皇室女性成员的公开活动具有象征意义，旨在展示伪满政权的“稳定”与“团结”。

韫龢在伪满时期的公开活动受制于日本控制。1945年伪满垮台后，她与丈夫郑广元流亡东北，一度以乞讨为生，最终于1950年返回北京，成为幼儿园教师，晚年撰写回忆录《末代皇妹韫龢》。